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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钅息,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觉得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后来,幸而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发见了“与此曹子勃与相向”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于是据此推断,以为教员都是杂凑在杨府上的西宾,将这结论在《语丝》上发表。“可惜”!昨天偶然在《晨报》上拜读“该校哲教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见书投寄本报”的话,这才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弟兄,而且现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似的。

但是,尚希原谅,我于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只因为我不想圈,并非文章坏。

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六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京报副刊》。)

忽然想到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Shaw),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Barbusse),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急不择言

“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

我们确有点慌乱了,反基督教的叫喊的尾声还在,而许多人已颇佩服那教士的对于上海事件的公证;并且还有去向罗马教皇诉苦的。一流血,风气就会这样的转变。

2一致对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3“同胞同胞!”

我愿意自首我的罪名: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极少的几个钱,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国,倒是为了看见那些老实的学生们热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给他们碰钉子。

学生们在演讲的时候常常说,“同胞,同胞!……”但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说出之前,募捐的人们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邻有几个小学生,常常用几张小纸片,写些幼稚的宣传文,用他们弱小的腕,来贴在电杆或墙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见多被撕掉了。虽然不知道撕的是谁,但未必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罢。

“同胞,同胞!……”学生们说。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为“排货”复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国人!

要中国好起来,还得做别样的工作。

这回在北京的演讲和募捐之后,学生们和社会上各色人物接触的机会已经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同胞”。

明白以后,这才可以计画别样的工作。

而且也无须掩饰。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

而且也无须掩饰了,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试举一个极近便的例,则中国人自编的《北京指南》,还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确!

4断指和晕倒

又是砍下指头,又是当场晕倒。

断指是极小部分的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

5文学家有什么用?

因为沪案发生以后,没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就有人发了疑问了,曰:“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

今敢敬谨答曰: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

中国现下的所谓文学家又作别论;即使是真的文学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LeonardodaVinci非常敏感,但为要研究人的临死时的恐怖苦闷的表情,却去看杀头。中国的文学家固然并未狂喊,却还不至于如此冷静。况且有一首《血花缤纷》,不是早经发表了么?虽然还没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评。

文学家也许应该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总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汉口的牺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

这倒是文学家的用处。血的牺牲者倘要讲用处,或者还不如做文学家。

6“到民间去”

但是,好许多青年要回去了。

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

更何况这也可以算是“到民间去”。

但从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又怎样?

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倘将来从民间来,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的时候,回忆起来,就知道自己是在说真还是撒诳。

那么,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

7魂灵的断头台

近年以来,每个夏季,大抵是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也是青年们的魂灵的断头台。

到暑假,毕业的都走散了,升学的还未进来,其余的也大半回到家乡去。各样同盟于是暂别,喊声于是低微,运动于是销沉,刊物于是中辍。好像炎热的巨刃从天而降,将神经中枢突然斩断,使这首都忽而成为尸骸。但独有狐鬼却仍在死尸上往来,从从容容地竖起它占领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气爽时节,青年们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经新陈代谢。他们在未曾领略过的首善之区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毕业的人们在去年秋天曾经开始过的新的生活一般。

于是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不幸而又有事变起来,也只得还在这样的世上,这样的人间,仍旧“同胞同胞”的叫喊。

8还是一无所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四号及同月二十三日《民众周刊》(《民众文艺周刊》改名)第二十五号。)

补白

“公理战胜”的牌坊,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