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和安娜被捕的消息，是乌里扬诺夫家的密友卡什卡达莫娃传到辛比尔斯克的。由于她担心沃洛佳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便先告诉了沃洛佳。听到这一消息，沃洛佳紧锁眉头，沉默了许久才说：“案子将是严重的，法庭的判决肯定会对萨沙（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小名）不利。”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卡什卡达莫娃问。
“我必须想办法使母亲经得起这一沉重打击！”
回到家里，沃洛佳没有先把哥哥被捕的事告诉母亲，而是问：
“妈妈，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成为有知识，为人正直，对社会有用的人。”母亲微笑着说。
“我是说现在，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完成学业。以后，按照你们的理想，各奔前程吧！”母亲说。
“妈妈，假如我们当中，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发生什么不幸呢？”
母亲察觉沃洛佳说话有些异常，便和蔼地对沃洛佳说：“孩子，我看得出，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告诉我。”
“是的，妈妈，不过这个消息还不太准确。”沃洛佳强装镇静地说，“今天，卡什卡达莫娃对我说，彼得堡发生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事件。据说，参与的人全被逮捕了。”
“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母亲吃了一惊。
“听说萨沙和安娜与这事有牵连。”沃洛佳低声说。
“啊！”母亲摇着头说，“不，不会的，我了解他们。萨沙一向做事谨慎，你姐姐也是。”沃洛佳看着母亲，安慰她说：“妈妈，我知道你一向很坚强。无论他俩发生什么意外，你可要挺住！”母亲把沃洛佳拥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噙着眼泪说：“好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放心吧，妈妈不是那种感情脆弱的人。”
4月初，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捕的事，由当地警察局正式通知了乌里扬诺夫一家。5月初，沃洛佳的母亲获准出席法庭对儿子的审判。在法庭上，母亲见到了儿子宁死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英雄气概，听到了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谴责地主、资本家和官吏的腐朽和堕落，深情地诉说俄国人民所受的苦难。
儿子在法庭上的表现，使母亲玛丽娅激动不已。她对沃洛佳说：“我惊奇极了，萨沙说得多好啊，那样有说服力，那样雄辩。我没有料到他能说得这么好。可是，我又非常难过，没等到他把话说完就离开了法庭。”
1887年5月8日，年仅21岁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沙皇刽子手杀害了。哥哥的死，使沃洛佳既悲伤又愤恨。从此，他永远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和知心朋友，同时也迫使他考虑自己今后的道路。他曾经为哥哥的英勇就义，写下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英勇牺牲了，然而他的鲜血像熊熊燃烧的烈火，照亮了追随他前进的弟弟——弗拉基米尔的道路！”
沃洛佳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冷静地思考哥哥走过的道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朋友和同学们说：
“我哥哥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颂扬，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采用的手段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杀死了一个老沙皇，还将出现一个新沙皇。用谋刺沙皇的恐怖手段，不仅永远实现不了革命的目标，反而会引来沙皇政府对革命者更加疯狂的报复。”
当同学们问沃洛佳今后的打算时，他坚定地回答：“不，我不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而是一条通向革命的、胜利的路！”
在哥哥被杀害后，出于对哥哥的思念和对沙皇当局的愤恨，已满16岁的沃洛佳打算中断中学学业，直接投身革命。但是母亲却劝他打消这一念头，振作精神，勤奋学习，完成学业。并且告诉他，作为革命者不具备扎实的文化知识，是不会取得革命胜利的。沃洛佳听从了母亲的劝说，并于当年7月出色地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荣获了一枚金质奖章。校长在沃洛佳的毕业成绩单上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很有天才，学习努力。由于他品学兼优，特授予一枚金质奖章。”从这时候起，“沃洛佳”的名字在正式场合就不用了，而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900年后又改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简称“列宁”）。
1887年6月底，列宁随母亲离开了辛比尔斯克，移居离喀山市一百多里地的库科什基诺村。8月13日，他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下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因为发生了谋刺沙皇未遂事件，政府向全国各大学派遣了许多学监和特务，严密监视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禁止学生成立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随时逮捕“任何图谋不轨分子”。学校当局还颁布了严格的校规，要求学生穿统一的服装，参加军事训练。如有人逃避，将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列宁被学校里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对一位来自辛比尔斯克的同学说：
“我们是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不能听别人摆布。必须摆脱这种困境！”
“只有傻瓜才老老实实听他们的。”这位同学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介绍你参加我们的组织。”
“秘密组织？”列宁惊疑地问。“当然！喀山大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位同学自豪地说，“‘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欢迎你参加。”
“你不怕我告密？”列宁故意问。
“怎么会呢。谁不知道，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刚刚被反动政府杀害，他的弟弟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经过这位同乡的引荐，列宁在入学后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他很快成为同乡会里的“最活跃分子”。
“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在一起阅读当局禁止的政治书籍，交流读书体会，介绍从不同渠道听来的消息，研究如何对付当局的办法。在同乡会里，列宁不轻易发言。他经常坐在后排听别人说话，如果遇到大伙争论激烈的问题，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一次，一个来自萨马拉市（现今的古比雪夫市）的同学提议：“找个机会把那个可恶的学监痛打一顿。”这个提议得到了一部分同学的赞成，但是却遭到了另一部分同学的反对。双方争执不下。
“请问诸位，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如果不需要，我赞成把这个学监痛打一顿。不过，别指望我参加你们的行动。”列宁站起来说。
“你知道，我们成立同乡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怎么能解散？”
“这么说，问题就解决了。”列宁对大家说，“学监固然可恶，但是根子在这个社会制度。痛打一两个学监，解决不了问题，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我们是大学生，应该设法加强和壮大同乡会的力量。因此我主张，暂不要惊动学监。我相信，目前当局的这种高压政策，不仅我们无法忍受，全国其他高校的同学也一样。”列宁的提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1887年11月底，莫斯科的大学生举行集会罢课，强烈抗议当局对学校的严密控制。莫斯科的学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城市。接着，喀山大学的学生也开始了学生运动。
这年12月4日，喀山大学礼堂挤满了学生，许多人争先恐后地登台发表演说，要求废除禁锢学生思想的“校规”，允许学生自由组织团体，自由表达意见，恢复被校方开除的学生的学籍。列宁是第一批涌入喀山大学礼堂的学生，也是头几个走上讲台的演说者之一。在离开会场时，他还带头把学生证扔到了地上，表示如果学校不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就集体退学。
喀山大学发生学潮，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惊慌。喀山市宪兵局调来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躲在大学礼堂旁边的院子里，严阵以待。喀山市教育局长带领学监和打手们赶到现场，声嘶力竭地叫喊：“闹事的学生们必须立即离开礼堂！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在老师们的反复劝说下，这次学潮才渐渐被平息。
通过这次学潮，列宁觉得喀山大学的政治空气太沉闷，他不想在这里继续读书，于是决定退学，打算到其他学校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他还给校长写了一封退学信：
“尊敬的校长阁下：在目前的条件下，本人认为在喀山大学已无法学习。因此，请阁下批准本人退学。”
校长没有批准他的退学申请，而是宣布开除他的学籍，不准他再进入喀山大学。
12月4日深夜，警察又突然逮捕了他。在他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警察用教训的口气说：“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
“是的，这是一堵轻轻一推就倒的破墙！”列宁轻蔑地说。
“不管什么墙，我劝你别去碰它。”警察假惺惺地说，“政府手中有军队，和政府作对，可没有你的好！”
“这个不用你说，”列宁鄙夷地说，“别忘了，军队来自老百姓。老百姓现在生活得很苦。他们总有一天要起来造反的。我倒是劝您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干吗和学生过不去呢？”
“我警告你，不许再胡说，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吧！”
“哈哈！”列宁忍不住笑出来，“瞧，你害怕了！”
在拘留所里，列宁和其他被捕的学生关在一间大屋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交流思想，畅谈未来。有个名叫阿多拉茨基的同学问列宁：“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列宁不假思索地说：“在我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革命！”
12月7日上午，喀山地方政府做出决定：禁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住在喀山，将他放逐到库科什基诺村，交当地警察严加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