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30年为政修身的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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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大事之首,有和则成(2)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骨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谐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是否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曾国藩语录精粹: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许多看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

——同治三年三月

4.成大事在于是否后继有人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生前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人才和接班人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擢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的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作用,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长学问,拓展眼界。

曾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既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多、成长最快,也最能承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亟须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鸿章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与曾国藩保持一致,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以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人声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执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代。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李鸿章,后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把他所开创的事业从各方面延续下来,并加以扩大,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曾国藩语录精粹:

接沅弟信,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孙,丁口渐盛。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未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此中关键全在纪鸿、纪瑞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也。

——同治七年正月

5.诚恕待人,群伦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