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30年为政修身的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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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修身养学,勤于雕琢(2)

我们大清朝世代圣主相承,一直都是寅正时(即凌晨四点)就起床,至今二百年未改。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寒冷的冬天起床后约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才看到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天刚黎明就起床,有事时则不到黎明就起床,而且每天夜里都必定要起来查看一二次不等。这是你们都曾亲眼看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就起床,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你既然已经年过二十,并且业已娶妻成家,就应当以早起床为第一要务。不但要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教导新媳妇身体力行。

“勤”是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而“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也确实会给人带来理想的回报。勤会使人增长知识,广博见识,积累经验,会使你兢兢的事业之禾得到充分的浸灌,从而获得茁壮的生长和丰硕的收成。因此,曾国藩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即不懈怠、兢兢业业,因此由勤必生“敬”,即对所勤的对象的敬重郑重之态。“敬”则必生“谦”,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常见曾国藩把“勤、敬、谦”相提并论。如他说“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勤敬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曾国藩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曾国藩的一生贯彻一个勤字,当直隶总督时,将积压的上万件案子一个月就处理完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仍手不辍书,当他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直到病逝。

曾国藩语录精粹:

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处理。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目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此乃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

——同治七年正月

4.学无定法,能者为师

武学的最高境界是:以有法为无法,以无限为有限。其内蕴在于学习的最高境界没有一定的固定章法,不管师自何方,但求有求于学,无敌我之分。

确实,再没有比向敌人学习更重要的事了,而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侮”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国事日非,他为此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镇压太平天国,即使是借师助剿,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永远”的目标则是自强、御侮,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与魏源仅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振聋发聩的口号相比,更进了一步。这里,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1861年8月22日上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

1862年2月19日,有洋船一只,停泊在安庆城下,准备出售,曾国藩随即偕李鸿章、李鸿裔登轮阅看,赞叹不止,“无一物不工致”。这也诱发了曾国藩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在他看来,“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工夫”。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办新事业,曾国藩可谓白手起家,资金、技术、人才,样样缺乏,其难可想而知。其中人才更为难得,好在曾国藩特重网罗各类人才,有所储备,否则只能空谈空想。在他军中人才之中,有两位技术专家成为曾国藩新事业的柱石,那就是徐寿和华蘅芳,两位受知于曾国藩,被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了试造第一艘轮船的伟大事业。

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推求动理,测算汽机,1862年3月居然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7月30日,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意思是说,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制器之器”要靠进口,为此,曾国藩焦灼万分。这时,徐寿、华蘅芳想到了容闳,立即向曾国藩推荐。曾国藩大喜,通过李善兰,1863年秋冬之交,把留学美国,精通西学的容闳请到幕中。

后来,曾国藩曾几度召见容闳,并奏准赏加他五品军功头衔,委派他赴美采购“制器之器”,为设“母厂”之用,同时付与采购机器的款银6.8万两。1860年12月17日,容闳转赴美国。

容闳于1863年底离开上海赴美,次年到了纽约,正巧碰上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取得胜利后,亟须在南方发展工业,机器供应紧张。容闳多次奔波,终于从朴得南公司购到机器百余种,1865年春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大喜,专折为容闳请奖,所购机器解归“江南制造总局”。

在曾国藩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一新,欣欣向荣,即今非昔比。曾国藩对新创江南制造总局极表关注,1868年6月1日到5日,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亲临上海查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曾国藩视察局务的还有容闳,他特地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自行培养造就机械师和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乃至培养了另一意义上的“制器之器”。

在曾国藩视察制造总局后的第三个月,即1868年8月,局造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船长18.5丈,宽2.7丈余,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0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在南京下关,登上“恬吉”号试行。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就视造船为“中国振兴之象”,开风气之先,“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现在,真正的堪与西洋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怎能不使曾国藩“殊可喜也”!

按照时代的需求经营自己的事业,深深得到了当时当权者的重视,反过来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达与成功。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同治末年,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难怪梁启超说:“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泰西(西方)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联想到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政策,不能不为曾国藩在100多年前创兴洋务运动的作为感慨万千,后人尊之为洋务运动领袖和中国“近代史之父”,是有其深刻道理的。时至今日曾国藩勇敢向别人学习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语录精粹: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5.雕琢性情,静以修身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物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荞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本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里应该指出,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自律,并不矛盾,传统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并不正确。毋宁说,它们是同一精神境界的不同表现。儒道佛三家都强调静,这个静并非枯木死灰之静,而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之游,正如同样是非,即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潺潺小溪一样,加了盐就变咸,加了醋就会变酸一样。《周易》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其自然的状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本立道生,应付一切。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某种意义上正是他自我修养的一个写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