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当然不仅仅是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和谐，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和谐。个人之间的和谐也同样遵循一个道理，即人跟人平等，人和人没有区别。所以道德的基础是设身处地，体谅别人。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道德的金律。它的出发点就是人与人平等，不要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我所提倡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以及延伸到“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就是尊重别人，平等待人的意思。遵守公共秩序，就是平等的原因。高谈阔论，目中无人，排队夹塞，随地吐谈，都是突出个人，不平等，搞小特权的表现。大家都说中国人到外国旅游，往往高声喧哗，不文明，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都是素质低的表现。也就是没有人与人平等的观念，不把别人看成和自己同样的人。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把中国人培养成了不平等的习惯。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受压迫时逆来顺受，得机会时欺侮别人。我们反对官吏的特权，但是一旦自己有点权也想搞一点。官员都是百姓变的。这样看来，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是一个全民族的教育过程。我们要向孔子学习，也要向外国学习，赶上世界潮流，同时也是恢复中国良好的传统道德。
○说快乐教育
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再没有什么学问比它更重要了。创造快乐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看到，改革以来财富的生产增加了近十倍，可是大家的幸福感却没有十倍，甚至于还减少了。这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社会的不稳定，利益的冲突，矛盾的激化，犯罪的增加，说明虽然财富方面有所好转，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快乐而不光是财富。财富固然有利于快乐，但也不尽然。有时候钱多了快乐没增加。尤其是一个人收入比较高的时候，财富跟快乐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要追求快乐，而不光是财富。我想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阶段。我们要注意如何追求快乐。追求快乐虽然是人生第一目标，可是我们中绝大多数对此并没有研究，连一般的道理都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从来不讲。因为他们自己就没学过。老师往往用叫人痛苦的方法教学。这说明他自己就不懂如何追求快乐。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时代，不是财富极大化，而是快乐极大化。财富怎样极大化？简单说就是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受损失，而让至少一个人更富足。全社会都用这样的原则处事，财富就极大化了。快乐的极大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不快乐，同时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全社会都这样处事，快乐就会极大化。我们经过了“文革”，那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没事找事，斗别人，使别人痛苦，同时没有让任何人变得快乐一点，全社会的痛苦达到极大化。我建议，要把快乐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从小学到大学，在所有的学科教育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绕快乐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必须符合快乐原则。世界上一切人际关系，小到个人之间，大到国际关系，都要以增加快乐为最高而且不可动摇的普遍原则。如果大家都能同意，我相信全世界将进入一个远比过去更为幸福的新时代。
○说财富
我们讲道德有根本的原因。因为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快乐或者幸福才是最终目标。财富只不过是得到快乐的渠道之一。何况有时候财富不但没有使人快乐，反而陷入了痛苦。许多人追求财富，把自己交托给钱，做了钱的奴隶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钱是有了，但是快乐没找到。
○说华人精神
华人不忘自己的文化和祖先。华人有很强的抱团精神。这种精神的源由，应该就是中华文化，包括语言、历史、儒教精神。我们天天都在享受这份遗产，但是并不觉得。一旦离开了它就会感到它的可贵。我在马来西亚华人协会上的演讲就是用普通话讲的。主持人是一位年轻女士，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且能够纯熟地运用经典词汇。我想起陈水扁要“去中国化”，我不明白他怎么去得了。除非不说中国话，不用筷子吃饭，忘记孔子和炎黄，变成一个无根的人。
○说华人宗族教育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都有姓氏的宗族组织，他们每年活动一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表扬奖励本宗族内学习好的子弟。孩子得到表扬当然高兴，家长的面子更有了光彩。这种一年一度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一种竞赛，这对华人教育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说华人凝聚力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最值得一看的是明朝士兵的坟墓。郑和下西洋时，几次经过马六甲，留下许多士兵，据说有几千人之多。他们几乎都死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为了生存肯定要从事耕作或别的生产活动，进而组织家庭。他们思念家乡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死后会嘱咐子孙不忘祖国。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死后的葬地得到保护，一直绵延至今。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地政府曾经打算铲平这些墓地，被华人社会坚决反对。最后华人社会硬是集资把这块地买了下来，得到永久的保留。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说明中华民族有非常强大的内聚力。更可贵的是华人虽然自己抱团，但是不会伤害别人。可能得益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五钱理群：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
前记：著名文学家钱理群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发扬鲁迅精神，对塑造中国人品格做出巨大贡献，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深远影响。钱理群老师是中国人信仰的传播者，既是现实批判者，又是理想播种机。1998年，王少农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时作《太学赋》，献给了钱理群老师、乐黛云老师、季羡林老师、费孝通老师、授业师长王博老师等先生们。1999年撰《太学春秋》一文，细述了认识钱老师的经过。钱理群老师充满激情，听钱老师谈信仰是一种享受。
○说精神危机
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还是诱导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文革”对人的毒害，主要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文革”中许多群众暴力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各地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残酷打击，还有大规模的武斗，不同意见的群众相互残杀。一方面，进行所谓理想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人都训练成极端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进行阶级仇恨教育，培育“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感情”，把年轻人训练成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士”。“文革”一开始，就把学校里的校长、老师，都宣布为敌人。这回堂吉诃德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他（她）们怎么不会挥舞着铁戈、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们高喊民主、法制，但对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实质，都缺少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更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经验，在“割断传统”、“全盘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论的科学总结，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因此被遮蔽、强制割断；对历史的失误，一方面只限于道义的谴责，另一面又几乎没有进行理论的科学批判。因此，我们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也许在翻译阐释，某些历史研究，专业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观的成就，但理论创造和建设，却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理论家。与此同时，却充斥着伪理论、伪学术。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职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责。
○说正视历史
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说二十一世纪伊始
二十一世纪伊始，当许多人处于绝望、虚无中时，我又回到这一命题上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警告：“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其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的。”
○说民族主义情绪
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
○说母语危机
（与精神危机）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地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
○说自省
我所有的言说，都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当然更不是用以维护某个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清算与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干净而坦然地去见“上帝”。
○说生命的高峰体验
“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指王瑶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后，精神家园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厚。在那一个早晨，（我）独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读书，突然发现，更准确地说感受到了寂静：“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蠕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和飞翔。这就构成了一种寂静之美”，而我的生命又进入了从容、沉潜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非常之美的。
○说重建精神家园
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园。对理想主义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地估计与正视理想主义实现的有限性，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说理想
我们需要的理想，是自发的，是我们内在生命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选择的真正的信仰、信念。我们需要的理想同时是开放的，而不是独尊独断的，它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贯注着“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
六唐晓渡：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
前记：唐晓渡老师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多年推动中国诗歌的关展，支持中国诗词的复兴。作为诗人，唐晓渡老师异常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生活。王少农于1995年受教于唐晓渡老师，有幸成为门下弟子。唐老师对诗歌、对精神世界、对信仰的追求与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诗人。唐晓渡老师的诗学，是王少农“通过诗歌认识信仰”这一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2009年11月20日，唐晓渡老师回答了王少农提出的问题。
王少农：老师，什么是诗人的信仰？诗人信仰什么？
唐晓渡：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信仰，包括以诗本身为信仰。很难设想一无信仰的诗人。好像是惠特曼认为，对诗人来说，信仰泛神论最为恰当，我赞同他的观点。
○说信念
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