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光荣的起点与灰暗的转身
遗传有着隐秘的力量，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枝节细末处，总会在不经意间让我们发现一点巧合。就像张爱玲说的“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似乎这个家族成员都有一支生花妙笔。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发表了包括“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一刹那间轰动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名列进士榜第二十四位，次年进入翰林院。1845—1846年，她的曾祖父——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即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次年，李鸿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而这些只是一个光荣的起点。 1846年，28岁的张佩纶因表现优异，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使，也就是拥有了可以单独上书的权利。言官生涯的九年里，他评议朝政、弹劾污吏，用文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好不得意。也正因为“直声”他成为朝廷红人。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平日张佩纶爱穿的竹布长衫，都被大家竞相模仿，成为时尚偶像。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里面，很真实地再现了张佩纶当年的“盛况”。
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即张佩纶）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
张佩纶靠着一支笔杆子，成为当时清朝廷“清流党”的重要人物。
明清两朝很流行清流之说，看着忠直、刚正不阿，打着“为了国家”的旗号，把看着不顺眼的事和人，拿来说一番事。这里面肯定不乏用心纯粹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在我看来，不过是为官为政的另外一种姿态。
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忠直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内则不避权要，外则论议锋厉，满朝侧目。”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国南部，张佩纶连上书数十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宝廷、黄体芳和何金寿为“四谏”成员。这正是清流一派的鼎盛时期，他们作为清流中负气敢谏的人物名噪一时。这几个中坚力量，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以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
然而，当他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时，当他意气风发想在福建办出个样子时，他的人生，他亮丽明媚的前半生，灰暗地转身了。是不是人都不能太顺？否则物极必反？
我们不能把《孽海花》当做考据来读，毕竟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但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时运乖蹇，经过文学的渲染，的确就是一部传奇。
1884年，张佩纶来到福建。当时法军早已虎视眈眈，就等着打这一仗。而清朝水师实在是没有几斤几两，我们从小学近代史，都知道，一到打水战，都是惨败的结局。好不容易出了个丁汝昌，也只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红色典型，其实还是一个惨烈的例子。所以说，张佩纶，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文弱书生，会办海疆，
稍微清醒理智一点的人都知道，赢的几率有多小。
他自己也打算先到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奏明朝廷时局与自己的实力并不匹配。如果能被召回，那敢情好。如果朝廷不改初衷，那自己就“设辞弃病”。然而，人生有很多事情总在不经意间被命运之手牵引到另一条道上。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下子的改变，可能你会错过一个人，可能你会错过某件事， 更有时候，你的人生会大抄底，全盘皆错。
一到福建，张佩纶就改变了想法。他慷慨陈词，心雄万夫、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甚至进驻战争最前沿马尾船政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改变了初衷，由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变成激昂万千的将士。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一仗完全没有把握，在他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满纸凄苦悲凉，对这场战争他哪有什么把握。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他放弃了庸俗自私的虚与尾蛇、自我保全，豪迈立于信仰的巅峰。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壮怀激烈，满腔悲壮。
这样的纵情一搏，这样慷慨绝望的情怀，成全的是一个男人的雄心，一个叱咤风云、策马扬鞭、响当当的男人梦想。
然而这是一场输定了的战争。这一年的七月，法军在大风雨中出兵，让全无防范的清军措手不及，加上兵器陈旧，“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
有一个笑话是说，溃败后的统帅张佩纶，临阵脱逃，逃亡路途还不忘啃猪脚。时人以联戏曰：“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其实，人生本来就有很多平面，平时展现出来的都是拿得上台面的，但在突发事件临阵关头，有时候可能就有些走样。有时候人倒是因为不完全，而变得生动。
这个人，因为有着这些缺陷，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画中人物。或许，人也应该学得平和一些，学会理解每一种状况。
当然，这个男人毕竟还是做错了。不仅丢兵弃甲，还让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毁于一旦。这场著名的“马江之战”使张佩纶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成为话柄。他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朝廷很快问罪下来，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