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四十
在一整天被太阳烤晒的、载满人的三等大车厢里闷热难耐，涅赫柳多夫没有到车厢里坐，一直呆在刹车台上。然而在这里也是呼吸不畅，只有当列车从房屋群中开出来，吹过一阵穿堂风时，涅赫柳多夫才能畅开胸怀呼吸一下。“是的，被害死了！”他对自己重复一遍给姐姐说过的话。在他的脑海里，从今天所有的印象当中，异常鲜明地出现了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双唇露出微笑的表情，额头严肃的神态，还有剃光头发的发青的颅骨下面那只不大的挺直的耳朵。“有什么能比这种残害更可怕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害死他的。然而被害死了。
他被押走是像所有的犯人那样，按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执行的，也许马斯连尼科夫只是下了一道例行的命令，在那张印有命令的公文上，用自己笨拙的花体字签了字，当然，他无论如何不会认为自己负有罪责，那位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加不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他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人分出来了，无论如何他预料不到有这么可怕的热天，也想不到这么晚才押他们出来，又是那么拥挤。监狱长呢？……然而监狱长不过是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苦役犯、流放犯、男人和女人押送上路罢了。押解人员也不可能是有罪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在某处接受多少人，进行清点，并如数在某处交出去。他们像正常时候那样，按规定押解一批犯人，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像涅赫柳多夫看到的两个那么强壮的人却坚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罪，人却是被害死了，总而言之，是被这些在死人事件中没有罪责的人害死的。
“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涅赫柳多夫想，“是因为，所有这些人，诸如省长，监狱长，警察分局长，警察都认为，世上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保持人和人的关系。所以，马斯连尼科夫也好，监狱长也好，押解兵也好，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当了省长，监狱长，军官的话，就会反复考虑二十次能不能在这么热的天气、这么拥挤的情况下把人送上路，在路上看见有人身体虚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就会停下二十次，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送到荫凉的地方，给他水喝，让他休息一下，即使发生不幸事故，也会表示同情。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不让别人这样做，因为他们在自己面前看见的并不是人，不是对他们应尽的责任，而是职务以及职务上的要求，他们把这种要求摆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关键就在这里，”涅赫柳多夫想，“如果可以承认，有一种事无论怎样都比爱人之心更重要，哪怕是在一小时之内，在某种特殊场合下发生，那么就没有一种罪行不是在加害于人的同时又认为不是自己犯罪的情况下干出来的。”
涅赫柳多夫这样思考着，不知不觉天气已经变了：太阳被向前移的低垂的碎云遮住，在两边的地平线上，一片厚实的浅灰色的雨云向这里推进，在很远的地方，这片云已将倾斜泻下的瓢泼大雨倾注在田野和森林上。那片乌云带来潮湿的含雨的空气。闪电时而划破乌云，车厢的隆隆声越来越频繁地与滚滚雷鸣混在一起。乌云越来越近，被风驱赶的斜飘而下的雨点开始拍打刹车室的平台和涅赫柳多夫的大衣。他走到另一面，吸进久盼甘霖的土地散出的湿润的新鲜气息和麦子的清香，瞧着从身边一闪而过的果园、森林，变成黄色的黑麦地，还在发绿的燕麦田，以及正在开花的暗绿色的黑乎乎的马铃薯田畦。所有这些仿佛涂了一层油彩：绿色变得更绿，黄色变得更黄，黑色变得更黑了。
“下得再大点，再大点！”涅赫柳多夫说，看到田野、果园和菜地被丰沛的雨水滋润而复苏，心里觉得高兴。
这场大雨下得时间不长。乌云一部分下了雨，一部分却飘过去了，只有最后一阵垂直而下的密集的小雨点落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不露出来，万物闪着亮光。东方的地平线上架起一道不高然而鲜艳的长虹，紫色显得特别突出，只是它的一角有点残缺。
“唉，我在想什么呢？”大自然的这些变化已告结束，列车向下驶入一道山沟，两旁是很高的边坡，这时涅赫柳多夫问自己。“对，我在想，所有这些人，如监狱长，押解军官，所有这些有官职的人，多数是温和善良的，他们所以变得凶恶是因为他们有官职。”
他想起，他向马斯连尼科夫谈到监狱里发生的事，马斯连尼科夫态度冷淡，想起监狱长的严厉，押解军官的残酷，他们不让犯人坐车，也不在乎女人在火车上生孩子所忍受的折磨。“这些人显然是满不在乎的，连最简单的同情心都没有，其原因不外乎他们有职务在身。他们这些担负职务的人，对于爱人之心格格不入，犹如铺石块的地面渗不进雨水。”涅赫柳多夫心里想，望着山沟里用彩色石块砌成的斜坡，雨水没有渗进地里，顺着斜坡流下来，形成一条条细流。“也许，用石块砌成的山沟是需要的，可是看到这种不长草木的地面是令人寒心的，本来，这土地可以长出庄稼、青草、灌木、树林，像山沟上面可以看见的那样。对于人也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想，“也许，这些省长，监狱长，警察都是需要的，可是，看到一些人丧失了主要的人的品格——彼此的爱心和怜悯，这却是可怕的。
“关键在于，”涅赫柳多夫想，“这些人把不是法律的东西当成法律，而且不承认由上帝写在人们心中的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不可丢弃的戒律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经常感到很难和这些人相处。”涅赫柳多夫心想，“我害怕他们，这些人也确实可怕。比强盗还可怕。强盗毕竟还能怜悯人，这些人却不能怜悯人，他们和怜悯无缘，如同这些石头与植物无缘一样。他们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此。据说，普加乔夫、拉辛（普加乔夫和拉辛分别是十七、十八世纪俄国两次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
）一类的人是可怕的，这些人比他们可怕千倍！”他接着思考，“如果提出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课题：怎么做才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人道主义者、单纯善良的人干最可怕的暴行而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必须保存现有的东西，让这些人成为省长、监狱长、军官、警察，就是说，第一，要相信有一种称为国家职务的事业，干这种事就可以像对待物品一样对待人，对他们无须来保持人与人的兄弟般的关系；第二，担负这种国家职务的人要联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对人们采取行动的后果就不会由某个人个别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干出像我今天看到的这么可怕的事。关键在于，人们都以为存在着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人可以不必抱着爱心，然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对一些物品可以不抱爱心：可以不带爱心去伐树，烧砖，打铁，可是对待人不能没有爱心，如同对待蜜蜂不能不加以小心那样。蜜蜂的本性就是这样。
如果对待蜜蜂不小心，那么就会伤害它们，也害你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们之间相互的爱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诚然，一个人不能强迫自己去爱，如同他不能强迫自己去工作一样，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可以不抱爱心对待人，特别是如果你对他们有所要求的时候。你若对人没有爱心，那就乖乖坐着吧！”涅赫柳多夫联系到自己的情况想道，“尽管去做自己的事，去和任意什么物品打交道，只是别跟人打交道。就像你想吃的时候，吃东西才可以无害而有益，只有当你有爱心时，与人相处才会获益而不会有害。只要放任自己，对人不抱爱心，像你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对其他人的残忍和凶狠就会无限制地泛滥，像我今天看见的那样，自己的痛苦也会没有止境，像我一生所认识到的那样。是的，是的，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想，“这好，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份的愉快：一是酷暑过后觉得凉爽舒适，另外也意识到，他心里久已存在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