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冰鉴(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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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神骨鉴附录(10)

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768一824),字退之,是唐代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自谓祖籍昌黎,又称韩昌黎。进士出身,官运多乖,后累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他一生着作宏丰,其主要代表作有《韩昌黎先生集》,计有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他主要在文学、哲学方向颇有建树。但是,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也留下了非常有价值的名言和见解。

第一,韩愈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观点。韩愈是个孤儿,他在三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抚养长大成人。他少年时读书非常刻苦勤奋,睡觉把书当成枕头,吃饭没有菜,就把看书当菜下饭。韩愈从七岁开始倍加刻苦用功,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读遍了尧舜以来的各种书籍。并立志要像古代圣贤皋陶和后稷那样做一番大事业,在作文写诗方面,要超过曹植和谢灵运。他在为官以后,仕途坎坷,尽管多不称心如意,屡遭贬谪,但仍然“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元和七年(812),当他担任国子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时,他教育太学生们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就是说,学问专精在于勤奋,荒疏在于游戏,品德行为高尚在于深思,劣迹在于因循懈怠。因此,他要求学生们要勤奋读书,掌握本领,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将来成为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第二,关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点。在《师说》一文中,韩愈一方面强调从师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转引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后,强调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学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借以鼓励学生们以能者为师,互相学习,对于年龄大小和出世先后,不必去做计较,对于尊卑贵贱,门第高低,也不必去计较。只要把学问学到手,才能为日后干一番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关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观点。韩愈在《杂说》一文中,对人才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贤能之人比作千里马,把好的管理者比喻为善于相马的伯乐。并且指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这里,韩愈既强调了杰出人才,同时又指出只有杰出人才不行,还必须要有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的管理者,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人去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那么人才就会被埋没,被浪费,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人才也就失去其特有的作用和价值。为此,韩愈建议执政者应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基础,提高他们的待遇,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他说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针对当时一些统治者面对人才而否认人才的做法,韩愈为之非常痛心。因此,他大声喊道:“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第四,关于“校短量长,惟器是适”的观点。韩愈认为,不仅要十分重视杰出的人才,同时也要重视和善于使用一般人才。他在《进学解》中写道:“……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韩愈举木工为例,使用木材时大木为栋梁,细木则可为椽子、斗拱、梁上短柱、门臼、门上竖短木、门闩和榫子之用。由于用其所长,各得其宜,终于做成了房屋,这是木工的技巧。宰相也是这样,要秉公立正,不计亲疏,善于给各方面的人才提供发挥专长的机遇,他们才能为安邦兴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之,韩愈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执政者、为后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之处。

司马光(1019一1086),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字君实,陈州夏县(今属山西水乡人,世称水先生。仁宗宝元时进士,累迁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任龙图阁学士。治平三年(1066),向朝廷进献所撰《通志》八卷,深得英宗赏识,奉诏设局续修。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官至翰林学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乃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神宗认为此书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司马光被召人朝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尽废新法,复旧制。不久便病死,封温国公。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规模较大的编年体通史名着。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1;62年的史实。尽管本书多偏重于政治之论,但不乏功力深厚,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在其《卷一》中,对于德才关系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摘录如下: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是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才与德是根本不相同的,然而社会习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贤,这就是不能正确识别人才的原因。天资聪慧,头脑清醒,能力很强,性格刚毅,这些叫做才;为人正大,直道而行,信守中庸,仁爱和平,这些叫做德。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才德兼备叫做“圣人”,才德两无叫做“愚人”。德高而才浅可称为君子,有才而无德只能叫做小人。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如果找不到圣人和君子亲近结交,那么,与其得到一个小人,不如用一个愚人。为什么呢?君子凭借自己的才干去行善,小人就会利用自己的本事来为恶。凭着才干做好事,各种好事都可做到,利用本事去干坏事,各种坏事都干得出来。愚人也想做坏事,但智力不够,力不胜任。譬如吃奶的狗崽要咬人,人可以轻易地制伏它。而小人的智力足以帮助他顺利实现其奸计,勇力足以助长他果断地施展暴力。这好比老虎长了翅膀,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有德之人,人怀敬畏,有才之人,人人喜欢。

喜欢的人就容易去亲近,敬畏的人反而容易疏远。所以考虑人才时就常常为一个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略了他德的表现。自古以来,一国的奸臣,一家的孽子,往往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身败家破国亡,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的人,若能明确区分才、德这两个不同的标准,摆正二者的先后顺序,那就不必担心选拔不到优秀的人才了!

正确处理德才关系,这是选拔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我们选拔干部,必须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德才兼备,必须把德放在第一位。正如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德才相比,我们更要注意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是否真正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王安石是宋代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生于1021年,卒于1086年。从1068年到1076年,先后两次为相,辅佐神宗推行新政,使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为之一振,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推行变法,并取得较大的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实行变法革新,就更加需要大量的能够为改革献身的人才。因此,他特别重视人才教育,把学校教育做为培养人才的基础,指出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主张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增加办学经费,革新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把学校办成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对待如何选拔人才问题上,王安石则主张选人“必予乡党序,察举人推其贤能”。就是说要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从基层和有知识的人当中选拔人才,另外,他十分强调选拔人才必须掌握标准。他所规定的人才标准是“道德于上”;“为国深忧”和“急其民之急”;“通古今,明经术”,“貌、语、行精,作风正派”,“公听并观”,“试之以事”。在人才使用中,王安石主张以德才为用人标准,反对以出身、资历用人。他认为有才不用“犹无有”,因此,发现人才应及时应用。为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应当铢量其能,不拘文牵俗,不责人以细过而用之。王安石提出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以增强人才的安全感和责任感,激励人才不断进取的自信心;要贵以得士,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类人才的合理需要。他认为这是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挥人才聪明才智的重要保证。

王安石强调,要想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境,关键在于当政者能够以史为鉴,坚持举贤任能。他在《临川先生文集·兴贤篇》中写道: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道义,流俗所共知耳。所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

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肿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即微子、箕子和比干等三位贤人)。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即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公、散宜生、南宫适、文母等十位贤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即萧何、曹参、寇恂、邓禹),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藩、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与上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视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与?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巳。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辩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和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在这篇文章里,王安石以商周和两汉各朝的兴衰为借鉴,反复阐明任贤与弃贤的利弊得失,希望当政者能够认识重贤用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待贤才与小人,坚持重贤用才,只有如此,才能走上国家大治的康庄大道。

另外,早在仁宗嘉估三年(1058),王安石就针对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方面的流弊,提出了四个“有其道”的理论。即:

一曰教之之道。教之“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学问,无济于社稷国家大事的学问不教。

二曰养之之道。培养人才要做到“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官吏薪俸要优厚,要他们知廉知耻,对贪赃枉法者加以制裁。

三曰取之之道。选拔人才不能“听取于一人之口”,授官后“试之以事”进行考察,考察人才不能单凭考试。

四曰任之之道。用人要依据其专长以便“使之得以其意”,实行“考绩之法”,德厚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王安石的人才管理和培养的主张,当时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到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升宰相之职,便在变法过程中部分地加以推行。他改组太学、小学等各类学校,取消过去以诗赋取士,改为试经义和策试。同时,还设置了经义局,以新思想训释《书》、《礼》、《诗》等儒家经典,颁于学官。对于被录用为官的士子,提高他们的俸禄待遇,使其安心供职,“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

王安石把对贤才的任弃问题,看成是国家兴衰的大问题,他的“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这句话,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值得引为借鉴。

再者,王安石还在他的《才论》一文中,提出了“患才不用”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才可用者。吾闻之,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才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唐太宗欲治而谟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才者,吾不信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忧虑,不是怕人才不多,而是怕上层人物不希望人才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效力,而是怕上层人物不让他们效力。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他们,国家就会安定、昌盛;失去他们,国家就要灭亡、受辱……现在,天下仍在担忧没有可用之才。我听说,战国时期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时,能言善辩的人才纷纷涌现;刘邦、项羽争雄时期,出谋献策、勇敢善战的人才就不断出现;唐太宗决心治理国家时,一批多谋敢谏的辅佐之臣就投奔于他。这些人才,当那几位君主还没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被发现,如果人君想求得会才,他们就源源而来了。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忧虑的是上层人物不去寻求人才,不能任用人才罢了。天下如此广大,而且人才济济,却竟然说没有人才,我是不相信的。

对于人才管理,许多古人具有独到的见解。南宋一394一永嘉(今属浙江)人叶适就是其中的一个。叶适(1150一1223),字正刚,因其居住在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进士出身,屡迁尚书左郎选官、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着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后合编为《叶适集》。

叶适对于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见解,在人才管理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识。叶适认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选好用好人才是关系国家不衰的头等大事。他强调指出:“欲占国家兴衰之符,必以人才离合为验。”又说国家之用贤才,必如饥混之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如果国家有了众多的贤才,并合理地使用他们,那么抗金斗争就会胜利有望,割地赔款之辱就能可雪,一个和谐、协调与完善的社会状态“极”就可能到来,“报之于天下,无不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