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凡用人求全责备的皆不得成事，而用人“贵适用、勿苛求”的皆有奇勋。三国时，诸葛亮足智多谋，但唯独在用人方面存在着“端严精密”的偏见，他用人“至察”，求全责备。正如后人评价他时所说；“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理而必不容。”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而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重其玉，结果使其“无以自全而或见弃”，有的虽被“加意收录，而不任之”。例如，魏延“长于计谋”，而诸葛亮总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将其雄才大略看作是“急躁冒进”，始终用而不信；刘封本是一员勇猛战将，诸葛亮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人才，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先是对他用之不当，丢失街亭后又将其斩首。正因为其对人“求全责备”，处之极端，而使许多官员谨小慎微，以至临终前将少才寡，正应了“至察无徒”之断。与诸葛亮相反，春秋时齐桓公小白对与人争利、作战逃跑而又怀有箭杀之仇的管仲却不计前仇，不求全责备，坚持用其长处，委以重任，而使管仲竭心尽力，终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雄时。
用人，既然不可求全责备，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正确对待、宽容那些犯过各种错误的人。首先，人非圣贤，不可能无错，即使是达到“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也仅是“七十”以后，而“七十”之前更是在所难免。因为，人有七情，不免来点狂喜、来点暴怒、来点悲伤、来点逸乐，这其中“狂则伤人，暴则辱人，悲则厌人，乐则伤志”等过失也就有可能发生。人有个性，急性子风风火火，遇事常常先人而动、先人而言，难免有“急功好利”之嫌，“言多必失”之错；慢性子粘粘乎乎，遇事不紧不慢甚至“雷打不动”，难免有“不求进取，固步自封”之评、“事业心不强”之论。人有健康之别，身体健康者因其精力充沛而大胆进取，艰苦努力，但常有失误之处；身体虚弱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悲观失望，甚至多愁善感，对别人的进取心存疑忌，而且往往相比之下政绩平平，不为人所重。人有年龄之差，老年人稳健持重，但趋于保守，因而常常犯有“不求进取，反对改革”之错；年轻人才思敏捷，思维活跃，但活跃有余稳健不足，常因急于求成而事倍功半，常因盲目冒进而误事成错。由此可见，人之为人，其错难免。其次，错误也各有区别。一是错误的性质有别。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或方法欠妥而在工作过程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有的是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而违法乱纪，而这两类错误在性质上却有原则区别。二是错误大小有别。
春秋时的苟变有“将五百乘”之才，但他曾经在收税时白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卫候因此不予起用，这就叫做“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而清朝大官僚和坤，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时，巧取豪夺，贪贿白银近九亿两，这与苟变“食鸡子”相差何其大也。错误的多少有别。有的屡教不改，一犯再犯，而有的仅为偶然之错。对错误的认识与态度有别。有的犯错以后，很快便意识到或深刻认识到其错误之害，而有的却坚持错误或掩盖错误，甚至“嫁错于人”。
既然人的错误难免，那就不可过分求全；既然错误有别，那就应该区别对待。对其中一般性的错误，偶然的错误或对错误认识较好，改正错误很快的工作人员，则应不计前错，委以适职，甚至委以重任，应如《左传》所言：“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这一点，宋代包拯甚至提出：“使功不如使过。就是说使用有功者不如使用有过者。这些人“自忿废绝，不能振起；一旦为明主弃瑕录用，则其自奋图进，倍万常人。”
对历史上有过错误的人不仅可以任用，而且应鼓励其奋进，及时肯定其工作中的进步和进取。孔子曾说过：“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也。”“与”即赞成之意，对人要赞成其进步，不要抓住人家的以往之错不放。《说苑·雅言》曾引孔子的学生曾子之言阐释孔子之意：“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有的人看人，善恶过于分明。他们或者见人一善，则各方面都善；见人一恶，则各方面皆恶；或者以印象看人，其为善者，恶也为善；其为恶者，善也为恶；或者把整个人群简单地划分为“善”“恶”两类，要么就是善人，要么就是恶人，非善即恶，非恶即善。无有其他；或者心中只容得善人，见不得半点“恶”意，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这样一来，眼中的善人就很少，因为毫无缺点的人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是东郭先生这样的“大善人”也不能称之为“善”，因为他滥行仁慈，救助被人追逐的中山狼，几乎被狼吃掉；而且，伪君子也乘机而人，因为只要“伪善”，则一切皆善，就算是人了“善”门即使是以后有“恶”的时候，也无所谓。
其实，善恶过于分明是极不符合现实的。因为，任何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即使是再好的人，也自有其不足，再恶的人也仍有其可用之处，即使是谋财害命的罪犯还可能对其父母双亲十分孝敬。《水浒》里的时迁虽然偷鸡摸狗，却杀富济贫，充满正义感；“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是个好美色的浪荡神，却是位为人间排忧解纷、救苦救难的好神公；《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深知礼义，洁身自好，但却是个八面玲珑的巧伪人；明朝李梦阳为文力倡拟古，反对改革，为官却力劫奸宦，气慑邪道，虽屡受谪而不屈，以风节动一时；宋朝贤相寇准、吕蒙正，才智过人，刚正不阿，但是生活上却最尚奢华。寇准好夜宴，连马厩、厕所也要用蜡烛照明，蜡泪凝地成堆。吕蒙正好吃鸡舌，鸡毛堆积成山；可见，“人无完人”是为至理，“善恶过于分明”确为妄谈。
所以，唐朝颇有名望的宰相魏征特别提出，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意即喜爱一个人，必须同时知其缺点和弱点，憎恨一个人，必须同时知其优点和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更恰当地任用一个人。
当然，“善恶不可过于分明”，仅指对人的认识、评价和任用而言，并不意味着否定爱憎分明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世界上美好和丑恶的界限，对于那些丑恶的行为和危害人民的罪犯，必须予以谴责和惩办，而对于那些美好的行为和善良的人们，则必须热情地赞扬和欢迎。
既然，人有“长”“短”，不可求全责备，那么，用人，当以“录长补短”为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各逞其能，人尽其才；使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要如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和容人的气度。那种“小肚鸡肠”是用不好任何一个人，也是成不了大事的。
清代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堂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容”，即有宽广的胸怀，宽以待人；“乃大”指胸怀宽广之人，必如江海之大，容纳百川，成我大事。古今无论是卓越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企业家都是既能用人之长，又能容人之短的。用人处事倘若看不到别人长处，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有缺点就贬，一有过失就免，这样“则世无可用之”。特别令人厌恶的是看到部属做出了成绩，超过了自己，就妒嫉，就排斥，或者将部属之功据为已有，则必大失人心，众皆离异。所以，凡是深得人心的领导者，被人称道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胸怀大度，宽容待人。或者说，凡是胸怀大度者，必人归如涌，事业有成。《东周列国志》载：春秋时，秦穆公曾出猎于梁山，夜失良马数匹，使吏求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三百余人，聚而食马肉。吏不敢惊之，趋报穆公：“速遣兵往捕，可尽得。”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践人也。”乃索军中美酒数十瓮，使人资往岐下，宣君命而赐之，曰：“寡言有言：“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今以美酒赐汝。”野人叩头谢恩，分饮其酒，齐叹曰：“盗马不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君之恩大矣。何以报之！”至是，闻穆公伐晋，三百余人皆舍命趋至韩原，前来助战。恰遇穆公被困，一齐奋勇救出。此战，秦转败为胜，穆公脱险，正是得力于容人之利。罗贯中笔下的周瑜是一个气量狭小的典型，当其发现诸葛亮才智过人时，便高呼：“既生亮，何生瑜。”当诸葛亮借得东风，率人离去时，周瑜急派人“追杀孔明，以绝后患”；然追杀不及，诸葛亮乘船归去。周瑜由此大病，不久身亡，时年仅35岁。可见其气量何等狭小！也可见气量狭小之害。其实，历史上的周瑜并不像罗贯中笔下描绘的那样。据史料载，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起初，程普自恃功高年长，瞧不起周瑜，甚至“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感动了程普。“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之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可见，史学家笔下的周瑜是很有一些大政治家的气量的。也可见了，气量“恢廓”之利。两种描述，两种胸怀，虽同为一人，却从正反面说明了“有容乃大”之于用人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有这么一种人在此值得一提，即，当其处于逆境时，其度量之大，能纳百川；而当其处于顺境时，其气量之小，不及鸡肠。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时朱元璋“炮打功臣楼”，正所谓“狡兔尽，走狗烹”。对此，唐时魏征多有论述。魏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征认为，过去许多国君，创业时谨慎待人，一旦大功告成，即傲视他人，视兄弟如路人，视部属如仇敌。这样，部属表面恭敬，心里怨恨，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心向背，水能载船，也能覆船，你不容我，我又何能容你！
当然，任何宽容都不是无边无际的，它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取其精而忘其粗，重其内而忘其外”。即看其内在的实质，而不看其外在的虚华；看其是否具有事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品质和智能，而不拘于些小的弱点和缺陷。二是“容错不容罪”。容人之短、容人之错是因为其“短”、其“错”不影响其实质，而如果一个人本质恶劣危害人民，犯下十恶不赦之罪，则万万不可容忍，否则，便是对人民的犯罪，即使其具有一技之长，也不可因以赦罪，至多可在其教育改造中，给予利用一技之长戴罪立功的机会。
用人容人，大多数人是懂的，自诩有容人之量者，也大有人在。但是，有这样一类人，表面上有“海纳百川”之量，实际上却是“小肚鸡肠”；表面上待人宽容，而实际上待人忌嫉，即所谓“外宽内忌”。
外宽内忌危害极大，首先，它易使人产生离心倾向。因为，外宽内忌，表面上宽容，实际上忌嫉，最终必定为人所看破，而其阴谋权术一旦为人看破，必致离心离德，甚至反目为仇。三国时，袁绍身边聚集的一大群“智囊”，如郭嘉、田丰、许他、沮授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谋士，但由于袁绍“外宽内忌”，不能积极采用他们的良策，致使他们不少人心灰意冷，终于走上了弃袁投曹的道路。即使有几个忠心不变者，到头来也都成了袁绍的刀下鬼。随着田丰、沮授的下砝，许攸等人才的流失，在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上，袁绍也就失去了关键性的硅码。
其次，外宽内忌，易使谄谀者乘机作乱。外宽内忌的权术，不仅智士明了，谄谀小人更是“心中有数”，他们既知领导者忌贤，必趋而进谗，以投领导所好；既知领导者心胸不宽，必诽镑于人，制造嫌隙，使领导者疏贤。袁绍不用良才，不听忠言，确使一些拍马逢迎小人乘机钻营作乱。
最后，外宽内忌也必浪费人才。因其表现宽容，常使一些贤能之士远来“投靠”，而其必然容留以示“宽容”。一旦容留下来，却又因“内忌”而不予重用，以至闲贤奉养，正所谓“取之至宽，而用之至狭。”如此而“投靠”者越多容留者越多，闲置者也越多，造成人才大量“堆积”浪费，领导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诩为“人才库”，并借此大肆宣传，以扬其“爱才”之名，而实质上却是忌才之错，毁才之罪。
其实，外宽内忌也必害于自己。因为，外宽内忌的假象不可能长久，而一旦为众人识破则必不自保。《水浒》里有一白衣秀士王伦，初上梁山，便为寨主，于开辟这块“根据地”可谓有功，然而心胸狭小，却又装出“大度容人”之态，当晁盖、吴用等人投靠他时，表面热情，内里忌嫉，终被林冲火并，生前虽未做多少有害于人生和人道的事情，却成为自己狭窄心胸的牺牲品。可见，“宽容”之态不可装，“内忌”之心不可有，否则，既害别人，也害自己，更害事业。
好强争胜，表面上看起来是益与福，其实却是损与祸；谦虚忍让，表面上看起来是损与祸，其实却是益与福。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谦虚忍让，柔以待人。“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说得太妙了。“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这要求在个人的修养方面要“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
一个人有善行，若自夸则会被人小看，因此不要自夸自大；一个人有才能，若自己显耀会使人生厌，因此不要自我显耀。
君子谦让，其举止不敢逾越礼仪的准则，其志向不敢凌驾法度以外的轨道，对内勤奋来求自济，对外则谦让来展现敬惧。因此怨恨与灾难不会找上门，而能长保荣耀与福泽。譬如舜因有谦让之德，而能名扬四海；汤礼贤下士，其圣敬之德乃日益精进。
小人争胜，常会自夸自己的才能和功荣，喜好凌驾别人之上。因此，当他在人前时，别人会伤害他；当他立下功荣时，别人会毁镑他；当他惨败时，别人会幸灾乐祸。往往因为竞争激烈，互不相让而两败俱伤，使第三者乘虚而人。比如郄至自以为智能过人，终遭杀身之祸；王叔喜欢与人相争，最后被迫逃奔其他国家。
总之，谦让是繁盛与进步的最好途径，君子最明白，因此仕途青云直上；争胜是毁坏与闭塞的险途，是小人的险径，因此寸步难行。谦让与争胜，优和劣，成和败，在此就非常清楚了。
分析争强好胜者的心理特点，可知其必定自毁的原因，根本在于不能做到谦让，于是构成矛盾冲突，终于由自矜好争造成自我毁害。
好胜的人，以处在人前为速锐，以处在人后为留滞；以在人之下为卑屈，以踩在人之上为异杰；以谦让对手为耻辱，以凌驾他人为高厉。他们不思自己责问自己，只知一味以抗奋对待别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当他们以抗奋的态度对待贤者时，贤者会谦逊地居他们之下，就像廉颇对待蔺相如，结果两人相安无事，双双得利。当他们以抗奋之态度对待暴厉者时，必定会造成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既然造成敌对，那么是非必定混淆难以弄明白，既然是非混淆而难以弄明白，那么与自己毁灭自己又有什么差别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是非混淆难以弄明白的情况下，听者虽然不会相信单方面所陈述的全部内容，但会相信一半；同理，另一方面的说法，听者也会相信一半。综观双方的陈述，各有一半为听者所相信。当有一方说自己有理的一面时，另一方必定会以相反的话加以反击，这么看来，凡是负气和相争，不过假借别人的口来毁灭自己而已。再说因言辞激动导致拒力相争，自己既然会殴打别人，别以也会殴打你加以反击，这其实也是借别人的手来殴打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