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现代狂人李敖:当代最能挑战自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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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军旅生涯文化论战(1)

军旅生涯,是李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上大学时,就决心“自炼钢铁”,真正把李敖炼得像钢铁一样坚韧,一样锐不可挡还是他的一段军旅生涯。离开军队之后,他来到文献社工作,开始他的文化论战。他的文章如匕首、投枪,直接点出了现代文人的老毛病。他成为了敢说敢做的斗士。

一、坚决不加入国民党

1959年,李敖决定到部队上服役,不再考研究所了。他希望当兵能把他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一样锐不可挡。

到军中以后,李敖一直过得积极愉快。他最心折的人是海明威。他买了一本何欣写的《海明威创作论》,很有兴味地读下去。他喜欢海明威那几次参加战斗所表现出的勇敢和顽强。他希望像海明威那样做人。因此他的态度与看法迥异于一般人。他觉得这不是虚度日月,这是最好的一种磨练与生活。他从军人生活中发现了一种诗意。他有《风山杂诗》写军中情况:“白天世仇为烈日,晚上情人乃草席。整日耳边闻何事?立正稍息与看齐。”又写道:“队前吆喝人生畏,台上颐指群俯首,羔羊圈里是大虫,长官到来变走狗。”1960年4月6日,作《题二十五岁造像》:“势如江海气如山,妙语如花现一斑,口里谈兵君莫笑,土头土脑李教官。”

同学中有很多人是国民党党员。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负责监视李敖的行动,并给上级组织打小报告,李敖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李敖写诗给那人,说:“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那人在小报告上并没有写李敖的坏话,也没有写别的同学的坏话,表现出了东北人的忠厚。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杀手锏,说不人党的会被分配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三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杀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大都入党了。李敖也被动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不为所动,坚持不入。某长官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李敖说:“我不怕。”某长官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李敖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某长官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李敖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的。”某长官听了,摇头而去。有趣的是,李敖后来并没有分到金门,反倒是人国民党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去了。那些人知道后,跑去质问某长官,某长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些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李敖一生以不是国民党员为荣,他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必须付出的任何代价,都从不逃避。

国民党这种拉人入党的做法并不鲜见。某长官说的“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则更说明了党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党票,是路条,是介绍信,也是做官的敲门砖。“入党做官”,在台湾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秘密。

1960年3月3日,李敖的半年训期满,出发到师四十九团四二炮连做副排长,当时他的思想考核资料上写着“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的评语。

李敖带兵。颇有一股悍气。他利用闲余时间写日记,来展示他独特的艺术才能。

事实上。这个时候李敖已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了,其成果便是后来收在《传统下的独白》里的《妈妈的梦幻》。

《妈妈的梦幻》是1959年写的,发表于1960年11月20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上,马宏样(即马戈)寄给李敖五份报纸,并在信中极力称赞,说此篇“隽永可喜,亦颇有古诗人轻怨薄怒温柔敦厚意,大手笔固善写各体文章,无怪向日足下视此为小道也”。又说:“苟有得于心,则其表述可以论述、可以史著、可以小说,皆无伤也。而克罗齐之美学,其重点既在此。”

这篇《妈妈的梦幻》,看似散文,其实把它当做小说要更好一些。文中写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把六位千金叫进房里,叽叽咕咕地开了半天妇女会”一节,就不是真实的,因为大、二两位千金留在大陆,不可能参加妈妈召开的“妇女会”,显然它是虚构的,符合小说的特点。整篇文字,结构紧凑,言简意赅,情节推进很快。作者集中笔力塑造母亲的形象,开篇第一句“妈妈从小有一个梦幻,就是当她长大结婚以后她要做一家之主,每个人都要服从她”,是全文的主眼。但是妈妈的这个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先是有“妈妈的妈妈”这位“太上皇后”在,而“太上皇后”又是大权独揽的,容不得妈妈插手。“太上皇后”归天以后,妈妈本可以行使她的主权——“主”妇之“权”了,可是又有爸爸跑出来,跟她相争;她靠的是祖传之法,也是妇人。三从四德”之道。爸爸去世以后,按照“传统道德”,妈妈仍旧不能掌权,因为“夫死从子”,只是由于发动了一场政变,妈妈要“做一家之主”的理想才得以变成现实。这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小说在瘦小的躯体上,蕴涵着重大的主题意义。

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篇小说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家,犹国也,这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家”、“国”二字连用,组成“国家”,便是有力的说明。一个国家。是实行专制,还是实行民主,不仅仅是个政体选择问题,而是运用什么文化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妈妈的妈妈”掌权,还是爸爸掌权,拟还是妈妈表面上的“民主”掌权,实际上都属于专制。妈妈掌权,实行性别歧视,依靠六个“千金”的多数,剥夺两个男性的自由权利,所以并不是真正的“民主”。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人今而未有既者也。”妈妈就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只是她多一层遮羞布罢了。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妈妈”就是一个符号,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意义。这样,她那小得不能再小的“伟大”理想,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嘲笑了。

这篇文字的艺术性,前引马宏祥的信说得好,它“隽永可喜,亦颇有古诗人轻怨薄怒温柔敦厚意”。我特别喜欢它那种轻松幽默、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全文只有两千多字,但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让人玩味不尽。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短篇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一定高度。这当然不是作者的处女作,但不能不说是一个美好的开头。搁在一般作者身上,有了这样的开头,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李敖自是不以写小说为满足的,这在他只不过是一幢建筑物上的一个饰物而已。

在这篇文章的后记里,李敖还写了如下几句:“发表后,妈妈终于找到了我。向我警告说:‘大少爷!你要是再把我写得又贪财又好吃,我可要跟你算账了!’”且不论事实如何,只就此文所具有的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而言,“妈妈”自动“对号入座”,是可以理解的,而这恰好表现了李敖写作的一大特点,是无论何人他批评起来都不留情面。

《独身者的独白》写到部队服役的情形:“真是爬,‘匍匐前进’、‘夜间战斗’……多少个爬的课目在等着我。人伍训练六个月,野战部队近一年,我不知道爬了多少次,在深山、在外岛、在风沙里、在太阳底下,我用全是泥土的手擦着汗,喘着气,偶尔抬起头来,望着天边的几只鸟儿,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只知道它们全在飞。”

李敖在服役期间,生活是艰苦的;他好“请客”,那是他的一种侠义心肠,经济并不富裕。同时还有一个服役期满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些他自己似乎没有多想,可是他的老师、他的朋友想到了。如马宏祥,就给过经济资助。马在一封信中说:“至于那‘戋戋’五十,你何必挂在心上,你有老毛病我何尝没有,有的人我不愿借一元钱给他,‘朋友’我愿意将我能分出的分出,我们做不到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至少可以做到子路的‘车马轻裘与朋友共……’,我希望你不要再谈钱,如果谈就告诉我你需要多少,只要不太多。”生于同年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陈鼓应,在李敖服役期间,也多有交往,书信不断,见面后则互相请吃。1960年5月5日,“鼓应寄来《中国小姐》第一辑”和信一封。信中说:“找了好几天,下午三点钟才找到她,我将信交出的时候,她似乎很紧张,最后向我说了声谢谢,就走进教室拆你的信了。”为李敖跟一位女士(她当姓张吧)穿针引线,其关系之密切,不难想到。陈考取研究所以后,李敖“作书给‘鼓应准硕士’劝其暂勿念研究所”,应该“先把自己置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与环境里头‘磨’它一年”。又“嘱勿告友朋我闹穷,而命他先寄五十元”。一同在部队服役的潘毓刚等人,对李敖的生活和未来的事业,也都多所关心。

同时,关心他还有姚从吾老师及马宏祥、萧启庆。

1961年1月26日,全团开往澎湖。2月6日,李敖退伍了。

1960年8月1日,还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李敖在日记中写道:“在众人午睡时躺在床上想:我还这么年轻,我有过许多经验,又具有着俗人所不及的许多本钱,军中的磨练——很好的磨练——更使我在刻苦与意志上面有了极大的进步,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我明显的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他们都是昏睡的人群,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只有些原始的力量、专科知识的力量,而我呢,既非粗犷的男人、亦非坐井的学人,我是真正的一个万千人中的有大办法大抱负的人,以我的年龄才具与性格,我决心放弃了在我里面那些无为的、缩头的、重视爱情的‘陈彦增的毒素’,我决心只给我自己一条路走,就是要好好把我锻炼成新时代的英雄人物,锤成一条‘坚强得可怕’的铁汉……”又说:“霸气与野心是我指给自己的一条新道路—一条惟一的新道路,这是我在军中的一个大转变——放弃了‘陈彦增式的老路’,在外表上也做了一个汲汲求名勃勃好功的人物了。”

后来在回顾这一段军中生活时,李敖说:“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二、从“四席小屋”到“碧潭山楼”

李敖决心找一个清静的所在,给自己独居。多年里,从来没有这么一间房,他多么想要这么一间房。他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李敖找到了,在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是一长行对排木屋的一间,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他名之日“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两人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和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不算贵。

第二天,李敖在日记中写道“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想到多年奔渡。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正当春暖花开的季节,李敖来到台大,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走。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李敖想到自己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不由从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李敖在“四席小屋”时代,留有完整的日记,有一些与姚从吾老师周旋的片断,集中起来,倒颇有趣。

2月17日,“夜与姚先生谈”。“胡适之初有揽我之意。询我地址,姚知我写东西给胡之事,姚以我在军中,接胡信殊不便。”“目前四、五月内姚只想给晋生工作,似不想给我工作。”“为不领干薪,姚拒绝了去年八月起给我薪水,结果六千元失掉了,姚老此作风甚令人佩服。”“胡问我老子名字,姚答不出。”

2月21日,“启庆早来,同赴校,借五百金,姚老头竟要我开借单,真是可恼可笑,思将珂手中之一百美金转借,乃去第九宿舍。见到黄小萍,还是很艳,——她们的外表何等有生的兴致!”

2月25日,“去姚家还钱,老头儿吃喜酒去了。”

2月27甘,“午与善培合宴启庆于寿尔康,归与启庆品茗谈,再赴校找姚老头,还钱他不受,他言对我之信任与能力之期许与赞扬,又写名片介绍蒋复璁,翻看东方杂志后归。”

3月1日,“午前与晋生同骂老头儿,老头儿们唯恐青年人有钱。”……

“四席小屋”虽好,无奈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又因地处要津,白天客人不断,最多时一天来客人十四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虽在陋巷,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李敖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装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那是在新店狮头路十七号,李敖名之日“碧潭山楼”。

新店地方不大,居所附近就有臭菜场和臭河沟,环境并不理想。可它是钢筋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骚扰,也算一快。

在这里,李敖写了《生活小偈》:“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李敖写了《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下午研究所报告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9日作《病后小记》,31日作《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