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做学术研究，总是跟人的生活、跟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要把金针度与人》是介绍《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他在《代序》中特别强调了，读古书一定要立足现实，要有先进而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在回答“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时，李敖说：“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辩》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说到俞樾做学问，李敖着重批判了“土法炼钢”：“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历史与人像》中写外国人的两篇，都联系到中国。有关杜威的一篇，写到“杜威到我国来的情形”。介绍桑格夫人，重在介绍“节育运动”，其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上的作用，自是显而易见的。
八、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
中西文化论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敖打响了他的第二个战役——对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的大揭露。1963年11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七十三期，同时刊发了《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和《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两篇文章，11月6日写了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先生的《一封没寄出的信》，同月写了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先生的《又一封没寄出的信》。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七十四期，刊发了《师道与是非》。1964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七十五期，刊发了《论“占着茅坑不拉屎”》和《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两篇文章。同年8月19日写了《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些材料》，22日写了《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教育与脸谱》一书，就是以上诸文加另外三篇合成的，《序幕》作于7月27日。
这本书的写作，当源于一年多之前的一次谈话。《序幕》开头说：
去年五月，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i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i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德丁先生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都很中肯。他的观察力的敏锐是我早就知道的。
在德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到台湾采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像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我这个答复，颇使这两位“洋鬼子”朋友满意，但我个人却忍不住心里的沉痛。我沉痛为了我不能把许多“内幕”的理由告诉他们，这大概是“家丑不可外扬”心理的发酵。总之，我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洗裹脚布！
远因在此。近因则是10月10日王洪钧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的文章。读者该记得，李敖写《老年人和棒子》，是缘于王洪钧先有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现在李敖向教育界、学术界的腐败开战，也是由王洪钧文章引起的。王洪钧，何许人也？原来是身居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高位的一位大官。文章中说什么？你听：“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筹写paper，如果有一段期间在自己所教那一行的专门出版物上没有几篇叫座的东西发表，慢说声语，连教授的位置都受动摇。但我们的学术教育界呢？对若干人而言，一张经过审定的教授证书，一本够念一年的讲义，足可带给你一辈子的生活保障，甚至可以保障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搓麻将。”读了这样的文章，李敖说，他“心里又痛快又沉重”，沉重就在于所提问题严重，“痛快的是，王先生身居”那样的“高位，居然公然发出这样的质问，这真是中国官场上划时代的大新闻”。于是，李敖发动了他的这第二次战役。
李敖在《序幕》中说：“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是我们台湾知识界的两个双峰，一个是最高的教育机关，一个是最高的学术机关，我希望这两个双峰高耸、丰满而美丽，我对它们不能不求全责备，我希望它们货真价实，不能戴假的‘乳罩’，更不希望它们得‘乳癌’。所以我不能不把它们的一个主要部分检验检验，台湾大学的被检验部分是它的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则是它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两个部分的主持人（沈刚伯、李济）是‘亲家’，也是气焰震‘主’（钱思亮、王世杰）的人物，钱思亮、王世杰已经都被震成小傀儡，都可怜得使我李敖不忍深责，所以我也懒得理他们。我只指出并记录台大文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毛病而已，顺便指摘‘沈刚伯型’的可耻和‘李济型’的可恶。”又说：“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这应该成为我们解读这本书的钥匙。
《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从台大文学院两个图表开始，说明“寿比南山、不研究、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是绝大多数老教授的四大特征，除了这四大特征外，还有两大流行症，就是‘分赃’和‘意淫’。”“分赃”指得额外报酬，即“除政府的本薪以外，他们可以在各种名目下分摊到许多津贴”，“某些学人，老朽得简直不成样子，也是照样分钱，照样旧货大甩卖，这是毫无道理的‘学界分赃’制度！”“意淫”指对女性的特别照顾，在照顾中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心理。文中举了院长沈刚伯作的一些艳诗。
在做了概述以后，李敖说：“我这篇文章由统计图表开始，算来算去，竟从制度算到人事上面，最后涉及到人事的头儿沈刚伯，这是很痛心的事。”说“沈刚伯慵懒成性，游学无根，完全不足为文学院的表率，完全是个误人误事的老人。”“三十多年来，沈刚伯在学术著作上是一片空白，惟一可举的是目前中学生用的所谓‘标准本’外国史，其中大部分还是抄别人的。”“沈刚伯除了不贪财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老教授中腐败的代表，也是最好的活证与抽样，更是集大成的人物。”
作者论述了教育革新跟政治革新的关系：“我们天天盼望政治的革新，殊不知政治革新的条件必须有赖于教育的革新。”“我们教育情况的最大缺憾，是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制衡或考核的力量，这个力量不论是属于机构、法条或舆论，都是不够的。……大家都以为教育界是既‘清’又‘高’的，‘清高’到不可能腐败的程度，所以人人都不去注意它。人人以为教育在这批‘年高德劭’的手里一定没问题，殊不知这真是天大的错觉！”认识到“政治革新有赖于教育革新”，这在李敖的革新思想上是值得注意的。李敖在发起了中西文化大论战以后，就把第二战役放在教育革新上，固然因为教育是他所熟悉的一个部门，也跟他有上述认识有关。他要逐步走到政治革新的路上去。
这篇文章中另一个具有警策性意义的思想，是提出了“为原则而掼纱帽”的主张。文章最后说：“带着一百分的同意，我把这种同意发射给王洪钧先生——我们年轻的高等教育司司长，表示我对他这篇《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的绝对支持。同时建议他，何妨再表现一下年轻人的风骨？如果在司长位上不能大刀阔斧的整顿高等教育，何妨挂冠求去？何不替我们官场上，留下一笔‘为原则而掼纱帽’的纪录？何不用这种纪录，来表示他对目前高等教育的抗议与绝望？像二十五年前的英国外相艾登一样，用磊落求去来代替宦海浮沉，这该是多么动人的举动！在今天恋栈成风的习气下，只有王洪钧先生能表现这种举动，我们带着壮士断臂的心情，来围观他表现这种举动。”
在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先生的《又一封没寄出的信》里，李敖承认，他“这次对高等教育怪现状的批评，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学生骂老师’最凶狠的一次”。
九、师道与是非
《师道与是非》是李敖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之后所写一篇重头文章。此文从传统文化上，对教师的“身教”与“言教”、做“经师”还是做“人师”，做了理性的阐发，强调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大道理。文章中说：“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么？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又说：“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因此，这又是对“传统”的深刻批判。
文章举了梁启超为例：“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后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于‘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后，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从另一方面说，“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这当然不是为自己对母校提出批评进行辩护，说此文重要，乃在于具有理论建设意义。
十、论“占着茅坑不拉屎”
在李敖《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发表后二十八天，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国语日报》社社长洪炎秋，在11月28日《中央副刊》上发表《一个教授的自觉》，提出了“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并举出两条理由。三天后，《联合副刊》发表何凡《棒子问题》，称赞洪文“委婉解说”的态度。又过了两天，东海大学教授梁容若写了一篇《天国之路》（《中央副刊》），“略说一点感想”，作为呼应。12月1日，梁实秋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七十四期）中说：“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首先对“大学教师待遇菲薄论”提出不同意见。《文星》同期发表蒋匀田《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说：“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文星》同时刊出三篇读者投书，使这期《文星》重现了中西文化大论战时的风采。其中蔡骤强在来信中说：“在政治大学里面，连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言论自由与容忍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政治研究？”把腐败跟政治上实行专制联系起来。12月2日，乔龄在《大华晚报》发表《人才之叹》，支持李敖对教育现状的批评，说那种现象“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李敖随即写《论“占着茅坑不拉屎”》。此文对洪炎秋“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做了深入的全面的批判，用事实说明教育界的不少人确实是在“占着茅坑不拉屎”。文章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引咎辞职”。作者说：…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么‘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将功折罪’、‘改过自新’，表演‘非我来不可’，表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演‘你别急，我总有一天会拉出大便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很不要脸的现象。”读这段话，人们自然会想到两年半之前作者所写《老年人和棒子》，会想到那场中西文化大论战。是的，就是在能不能“引咎辞职”上，也有一个“西化”的问题。能够“引咎辞职”。也就解决了交“棒子”的问题。
李敖揭露教育腐败的文章发表以后，香港报纸都转载流传，这很令李敖感到开心。最令李散开心的是，1964年8月5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王洪钧先生如李敖所建议的那样。自动辞职了。那一天，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张隆延请吃饭，王洪钧亲自向李敖说：“我辞职了！”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消息。李敖兴奋地说：“在恶势力的阻挠与迫害下，王洪钧做了真正断臂的壮士，我高兴他跟恶势力的终于不能合作。”
从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看，李敖这篇批评母校措辞激烈、不留情面的文章，并没有引发过激的反弹。李敖几乎寻不到论敌。勉强称得上站在对立面的文章，即洪炎秋的《一个教授的自觉》。竟然用了这么一个软绵绵的题目。虽然入题不久作者就用“自辩”代替“自觉”，但是所用词句和语气，依然像一个小女人，缺乏大丈夫的气概。参与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些教授们，虽然身在腐败窝中，这次也没有“披挂上阵”，再次跟李敖交锋。这是很令人感到兴趣的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我一个遥远的旁观者，隐约感到了李敖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杀伤力”，以致让许多人怯阵。
十一、对胡适先生有褒有贬
李敖为胡适作传，是1957年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从读（胡遗文存）说起》时就有的想法，多年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1964年2月24日胡适逝世二周年的深夜，也就是写《胡适研究·前记》之后十八天，李敖写下了《关于（胡适评传）》，表述了他的设想。他说：“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与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李敖预料，“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按照李敖的计划，他要“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他“要用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么’，也让我们‘说些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十大本，只有一本，共十章，写到1910年。这十章的题目是：《可怜的县太爷》、《可怜的小寡妇》、《半个台湾人》、《拧肉的时代》、《“努力做徽骆驼”》、《“侬跟我来”》、《<竞业旬报>》、《少年诗人》、《“无忘城下盟”》和《从逛窑子到上北京》，另，开头有《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