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狱以后，包括在“国关中心”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在内，前后共两年半多，李敖自认为他过的是隐居的生活。他常常足不出户，一个人钻在屋子里看书写作。他几次说到1977年、1978年曾做“土木包工”，但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具体记述，所以本书无法展开。隐居和隐士不同，隐居是一时的，隐居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力的飞翔。李敖现在是在进行准备——准备奋力一搏，准备冲天而起。
在帮助萧孟能解决水晶大厦纠纷时，李敖认识了萧孟能女婿周其新的女秘书刘会云。刘会云娇小可爱，台大外文系毕业。在李敖隐居期间，她一直照护在侧。有一段时间李敖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一切生活上的事务都由刘会云做。对李敖她知之最深，护之最力。她是李敖一生中最得力的无怨无悔的女朋友，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1984年12月5日，李敖在给刘会云信中，剖析了他这一时期的内心世界。他说：“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第一，我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第三，我为人类与中国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惟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面名不称焉’，我九月六日对罗小如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的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决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这一段发自肺腑如泣如诉的述说，既使我们看到他内心的隐忧，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大丈夫应有的气概。
九、《独白下的传统》震天下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三冬”将尽，“万里”方来，李敖腾飞的日子来到了。
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找来了，他就是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断，李敖是一个极有潜力的作家。虽然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等过程，但总有一天会回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远景出版社一定要占住先机，因此他悄悄找上门来。一顾两顾，李敖都不回顾，直到沈登恩三顾大楼，李敖才决定接见。出于政治考虑，沈登恩提出构想只是重版李敖当年那两本未被查禁的书——《胡适研究》和《胡适评传》。李敖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立刻赞成，于是就秘密筹划出版。沈登恩找人来为李敖拍照。找人设计封面，并要李敖在扉页题词。李敖写道：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
名是牵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十分欣赏李敖写的广告文字。他在出版前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秘密透露他为李敖出书，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高信郑是李敖老友。这小弟弟反应极快，立即请沈登恩延后一天发书，使他有机会说动“余老板’（余纪忠）。最后，在“余老板”的默许下，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李敖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派出两名记者采访李敖。在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推出李敖，从此喜爱李敖的读者奔走相告：李敖复出了！李敖出狱后两年七个月的隐居结束了。
《独白下的传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快看（独白下的传统）》（此文相当于自序）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两个“帮助”，前者显然是更主要的。它成为写这本书最基本的出发点。它的读者对象是普通人。
全书共二十篇文章，分别介绍了“避讳”、“谏诤”、“传令”以及史家的品德等方面的“传统”或知识，重在“传道”，以知识性取胜。如谈“避讳”的《避讳——“非常不敢说”》一文，就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现象做了梳理，阐其实质，述其来源，举例很多，又跟外国进行比较，说：“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家族——人愈多愈好》介绍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介绍了中国女性地位的卑微和所受到的虐待，特别是“三从四德”对女性精神上的摧残。《中国民族“性”》和《欢喜佛》等篇触及人们过去很少涉足的一个领域，谈了人们的性观念、性意识。有些篇章追溯到甲骨文的写法。正如序文中所说，这是一本“中国入门书”，它体现了“中国功夫”。
这本书曾在香港出版过，因此，它的写作就在作者“受难”期间或之前。
书中许多文章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光绪朝对节妇贞女的旌表》，作于1962年1月15日住在碧潭山楼时，当是写得最早的一篇。《欢喜佛》等篇作于1979年，当写于成书之前，是香港版所没有的。作为代自序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文束写道：“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则是作者两年七个月隐居生活的生动写照。
贯穿在这本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是作者的知识分子观——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鞭挞，对理想知识分子的呼唤。文中说：“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在李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通的中国人。……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李敖所热烈推崇的一种品格，是“特立独行”。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这些人为了生存，常常采取归隐的办法，以逃避现实。李敖对隐士这一种特殊的人给予了肯定，“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有大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能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
显然，这是李敖的理想，也是理想中的李敖。
李敖说到自己，他依然使出一种极为自负的神气和语调。他说：“现代人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那就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点点“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却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敖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自序，这也可见这篇自序之重要了。的确，与全文的“传道”精神相比较，这篇序文所闪现的思想光辉，就像太阳之与地球、金星、水星、火星等等，后者都不发光，发光的是这一篇；后者偶尔也有光，那是反射出来的太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