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现代狂人李敖:当代最能挑战自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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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文化顽童台大骄子(1)

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几十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不知道他的人,骂他目空一切、傲慢刻薄;了解他的人,欣赏他特立独行、见解不凡。本章将展示李敖的大学生活,让读者对这位世所罕见的“文化顽童”李敖之轮廓有所领悟。

一、法律系里最亲密的朋友

1954年暑假,李敖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参加大专联考。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台大中文系,但由于数学考得不好,误人法律系。

李敖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故决定重考。台大规定,学生不能重考本校,要考,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李敖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李敖是惟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毅然退学的。李敖在法律专修科共学习二百八十七天。这将近三百天的时间,是否白白度过?我看没有。读李敖的书,你会感到他在法律方面是很有修养的,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懂法律理论,论辩起来不亚于一名精通业务的律师。他后来打官司不请律师,都是自我辩护,所写辩护词,理正辞严,教人无法驳倒。这当然主要靠“诗外”功夫,但跟上法律专修科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其收获远不止此。

在法律专修科,李敖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是陆啸钊。

李敖的交友之道显得古典一些。这是他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故。李敖后来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在交友上所信奉的那种古典做派一直坚持了下来,并未改变。他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认为那种友情速成而易消,因此他的朋友不多。他很挑剔,但成为李敖朋友的,他就忠心耿耿,不怀二意。他们对他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景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李敖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虽然如此,他也有一些很过心的朋友。

陆啸钊在报考时,成绩足够分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专修科。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研究学问,互相都很了解。李敖退学前两个月,父亲去世,李敖回台中以后,班上同学为缓解李敖家中困难自动捐助。大家都捐,惟独陆啸钊不捐。有同学动员,他说:“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同学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李敖拒收。李敖第二次进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李敖吃。

二、博名傅园长袍怪

李敖在台大的生活,是他以及当年的同学师友所津津乐道的。在台大杜鹃缤纷的椰林大道上。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袍在傅钟处出现,据说“李敖的长袍”是台大的八景之一,他曾洋洋得意地哼吟——

“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风度翩翩然。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畎于后,我行我素,吾爱吾袍。长袍成为我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断传之于众口,而且形诸于笔墨。当年香港出版的一本《大学生活》里,某君曾列举台大的四怪之丑,而怪丑之尤就是“长袍怪”,好像长袍就是我的化身一样……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穿长袍的’……。”

他在夏天也是一袭长袍在身,显得特别古怪。这也是李敖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他很少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他看不起的老师,给人一种不用功的样子。其实很多书他早在小学中学时就念过。特别是一些老师,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有的老师连有名的大法官布莱克都不知道!到了课堂上,李敖是很顽皮的。他常常纠正教师的错误。“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教“司法总则”,有一天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即起来纠正。另一位老师讲“三民主义”,更是多次纠正,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经济学”的是王作荣,此人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来时仅三十多一点,缺乏教学经验。平时表情严肃,脸像一张扑克牌,但偶尔会突然笑一下。一次,李敖大声问:“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王作荣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王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这话引起哄堂大笑。

这一切就是李敖引以为傲的“长袍心理学”。

三、考入历史系

1955年,李敖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历史系。头一年联考,吃亏在数学不及格,这一次重考,必须加强数学课的补习。幸亏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恶补一阵,结果不仅考上历史系,而且名列前茅。

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李敖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这里的生活加深了在法律专修科多半年的体会,认识了高等教育让人失望的一面,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李敖在学院里生活,可是觉得学院里的空气污浊得不堪忍受。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大学教育在这方面是彻底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上,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已经功能退化,他们不会用脑筋。《十三年和十三月》中说:“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投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大体说来,在台大文学院四年,李敖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李敖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他深感没有可取的“大宗师”;另一方面,又深感缺少可与自己相比并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独行者。他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他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是71.31分,第二学期是65.45分。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李敖始终自喜、始终自信他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四、父亲病故,力主丧礼改革

父亲李鼎彝是李敖二十岁生日后两天的4月27日去世的,死于脑溢血,时间在晚上。第二天午前,李敖收到“父病速归”的电报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有人在接站,得到父亲的死讯。回到家里,径直到停灵处。因为天热,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当晚,李敖找人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李敖受了胡适的影响,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主丧礼改革。台中一中为李敖所敬重的国文教师鄢曾荫婉转劝遭:“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反驳:“按古礼,接《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那位老师见李敖学识渊博,所说的礼比一般要行的礼古老得多,一时语塞。

按照传统,安葬老人,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点他老子的老师(即鲁迅)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李鼎彝先生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目击了李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场触犯众怒的丧礼改革!李敖说:“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在1962年12月17日写的《十三年和十三月》里,李敖说:“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其实,改革旧的礼节,在李敖这不是第一次。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过旧历年时,李敖就移风易俗。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体会儿子的卓见。他说:

“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弟弟,兴高采烈地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年夜,李敖偏要早睡觉;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他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父亲面临着理智和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儿子做得对;感情上,他怪儿子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父亲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父亲去世之前,李敖从来没有过过旧历年。现在有些不同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显得特别孤独、寂寞。所以当新的一个旧历年来到了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为李敖安排大鱼大内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李敖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李敖终于“投降”了。

五、姚从吾老师介绍认识胡适

在迎新会上,李赦大放厥词,在座师友无不惊叹。师长中有一位头中间秃顶,两鬓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他就是姚从吾老师。

李敖早已听说过姚老师的名字。在中学时代,牵敖跟庄严一家有很密切的关系。庄严的太儿子庄申给李敖写过许多信,开列有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

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一字存吾,常以“从吾所好”自勉,乃改名从吾,因其名常被当成土鳖也。他是河南省襄城县人,生在1894年10月7日,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先人私塾,后进小学堂,又升人许州中学堂(即河南省立二中),1914年毕业。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人,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在头一年应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分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姚老师经过不断的深造,1958年,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从吾教的是辽金元史。李敖选修姚的课,是1956年的事。那时李敖升入二年级。姚从吾共教两个学期,六个学分。姚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他的声音底气十足,地道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

姚先生上课的情形,张伯敏在《往事忆趣》(1968年5月4日《中央日报》)中说:“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李敖说:“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姚从吾属于那种靠勤奋苦读而获得成就的学问家。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三期《五十·五十·易》里说:“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不要死读书。许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李敖又说:“姚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就,我总觉得与他的景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李敖经常跟姚从吾先生通信或面谈。1957年7月23日,两人小谈。姚先生劝李敖不要多发表文字,李敖以为此话正确,乃作诗一首:“鱼倦低游每返渊,鸟倦高飞总知还,摒情专心穷文史,隐姓埋名二十年!”李敖说:“看到他苍苍的白发,我感到青春的可贵与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时我也得到了一种对时间的透视,使我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的重要性,‘急求早成’的心理对我说来是益发炽烈了,发展到今天,它已变成无时不在我意识中的一件大负担,它是鞭策我不停的努力、不停的紧张的最好的力量。”

李敖跟胡适的关系是李敖研究上的一个大题目。但是,经过姚老师的介绍,李敖才与胡适拉上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