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当时只道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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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怅望天涯涕泪遥(5)

然而,这一些都是可能的吗?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怅望青天,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1990年3月24日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芝生先生离开我们,走了。对我来说,这噩耗既在意内,又出意外。约摸三四个月以前,我曾到医院去看过他,实际上含有诀别的意味。但是,过了不久,他又奇迹般地出了院。后来又听说,他又住了进去。以九十五周岁的高龄,对医院这样几出几进,最后终于永远离开了医院,也离开了我们。难道说这还不是意内之事吗?

可是芝生先生对自己的长寿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八八自寿联中写道: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胸怀四化,寄意三松。

米寿指八十八岁,茶寿指一百零八岁。他活到九十五岁,离茶寿还有十三年,当然不会满足的。去年,中国文化书院准备为他庆祝九十五岁诞辰,并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坚持要到今年九十五周岁时举办。可见他信心之坚。他这种信心也感染了我们。我们都相信,他会创造奇迹的。今年的庆典已经安排妥帖,国内外请柬都已发出,再过一个礼拜,就要举行了。可惜他偏在此时离开了我们。使庆祝改为悼念。不说这是意外又是什么呢?

在芝生先生弟子一辈的人中,我可能是接触到冯友兰这个名字最早的人。1926年,我在济南一所高中读书。这是一所文科高中。课程中除了中外语文、历史、地理、心理、伦理、《诗经》、《书经》等等以外,还有一门人生哲学,用的课本就是芝生先生的《人生哲学》。我当时只有十五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但是对这一门课的内容,颇感兴趣。从此芝生先生的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认为,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屈指算来,现在已有六十四年了。

后来,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芝生先生是文学院长。当时清华大学规定,文科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逻辑学可以代替。我本来有可能选芝生先生的课,临时改变主意,选了金岳霖先生的课。因此我一生没有上过芝生先生的课。在大学期间,同他根本没有来往,只是偶尔听他的报告或者讲话而已。

时过境迁,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到欧洲去漂泊了将近十一年。抗日战争后,回到了祖国。由于陈寅恪先生的介绍,到北大来工作。这时芝生先生从大后方复员回到北平,仍然在清华任教。我们没有接触的机会。只是偶尔从别人口中得知芝生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情况,也有过一些议论。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谁也不去探究了。

不久就迎来了解放。据我的推测,芝生先生本来有资格到台湾去的。然而他留下没走,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既感到光明、又感到幸福的时刻。至于他是怎样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不管怎样,他的朋友和弟子们从此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这却是事实。他曾给毛泽东同志写过一封信,毛主席回复了一封比较长的信。“十年浩劫”期间,我听他亲口读过。他当时是异常激动的。此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不久,我国政府组成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这是新中国开国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出访代表团。团员中颇有一些声誉卓著、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丁西林任团长,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等等,以及芝生先生都是团员,我也滥竽其中。秘书长是刘白羽。因为这个团很重要,周总理亲自关心组团的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记得是1951年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画片展览。我们到处拍摄、搜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屋子,请周总理最后批准。我们忙忙碌碌,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

那一年国庆节前,我们到了广州,参加了观礼活动。我们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或其他文件译为英文,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此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我们出门,都有便衣怀藏手枪的保安人员跟随,暗中加以保护。我们一切都准备好后,便乘车赴香港,换乘轮船,驶往缅甸,开始了对天竺和缅甸的长达几个月的长征……

从此以后,我们全团十几个人就马不停蹄,跋山涉水,几乎是一天换一个新地方,宛如走马灯一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乘船,乘汽车,乘火车,乘飞机,几乎看尽了春、夏、秋、冬四季风光,享尽了印缅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的款待。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流连瞻谒,我从印度空军飞机驾驶员手中接过几片菩提树叶,而芝生先生则用口袋装了一点金刚座上的黄土。我不能忘记,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中间总有芝生先生的影子在,他长须飘胸,道貌岸然。其他团员也都各具特点,令人忆念难忘。这情景,当时已道不寻常,何况现在事后追思呢?

根据解放后一些代表团出国访问的经验,在团员与团员之间的关系方面,往往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初次聚在一起时,大家都和和睦睦,客客气气。后来逐渐混熟了,渐渐露出真面目,放言无忌。到了后期,临解散以前,往往又对某一些人心怀不满,胸有芥蒂。这个三段论法,真有点儿厉害,常常真能兑现。

但是,我们的团却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自始至终,都是能和睦相处的。我们团中还产生了一对情侣,后来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可见气氛之融洽。在所有的团员和工作人员中,最活跃的是郑振铎先生。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宏亮。虽然已经渐入老境,但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开个玩笑,而最爱抬杠。团中爱抬杠者,大有人在。代表团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大家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于是月旦群雄,最后觉得郑先生喜抬杠,而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抬杠圣境,圆融无碍。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杠协会长。在他领导之下,团中杠业发达,皆大欢喜。

郑先生同芝生先生年龄相若,而风格迥异。芝生先生看上去很威严,说话有点儿口吃。但有时也说点儿笑话,足征他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郑先生开玩笑的对象往往就是芝生先生。他经常喊芝生先生为“大胡子”,不时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先生刮脸,郑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气概。《世说新语》载:“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芝生先生的神宇有点儿近似子敬。

上面举的只是一件微末小事。但是由小可以见大。总之,我们的代表团就是在这种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共同生活了半年。我得以认识芝生先生,也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的事。屈指算来,到现在也近四十年了。

对于芝生先生的专门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我几乎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不敢胡言乱语。但是他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却是能体会到的,而且是十分敬佩的。为了这一门学问,他不知遭受了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论,也同样受到严厉的诡辩式的批判。但是,他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应战,并没有被压垮。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经常在修订他的《中国哲学史》,我说不清已经修订过多少次了。我相信,倘若能活到一百零八岁,他仍然是要继续修订的。只是这一点精神,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

芝生先生走过了九十五年的漫长的人生道路。九十五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自从公元建立后,至今还不到二十个世纪。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时间够长的了。他一生经历了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乱、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迎来了解放。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大节不亏。他走了一条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们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芝生先生!你完成了人生的义务,掷笔去世,把无限的怀思留给了我们。

芝生先生!你度过漫长疲劳的一生,现在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了。你永远休息吧!

1990年12月3日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u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