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当时只道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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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也同欢乐也同愁(2)

哥廷根仍然同以前一样地美,街仍然是那样长,阳光仍然是那样亮。我每天按时走过这长长的街到研究所去,晚上再回来。以前我还希望,俊之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逍遥在长街上高谈阔论,但现在这希望永远只是希望了。我一个人拖了一条影子走来走去:走过一个咖啡馆,我回忆到我曾同他在这里喝过咖啡消磨了许多寂寞的时光;再向前走几步是一个饭馆,我又回忆到,我曾同他每天在这里吃午饭,吃完再一同慢慢地走回家去;再走几步是一个书店,我回忆到,我有时候呆子似的在这里站上半天,看玻璃窗子里面的书,肩头上蓦地落上了一只温暖的手,一回头是俊之,他也正来看书窗子;再向前走几步是一个女子高中,我又回忆到,他曾领我来这里听诗人念诗,听完在深夜里走回家,看雨珠在树枝上珠子似的闪光——就这样,每一个地方都能引起我的回忆,甚至看到一块石头,也会想到,我同俊之一同在上面踏过;看了一枝小花,也会回忆到,我同他一同看过。然而他现在却撒手离开这个世界走了,把寂寞留给我。回忆对我成了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

今年秋天,我更寂寞得难忍。我一个人在屋里无论如何也坐不下去,四面的墙仿佛都起来给我以压迫。每天吃过晚饭,我就一个人逃出去到山下大草地上去散步。每次都走过他同他母亲住过的旧居:小楼依然是六年前的小楼,花园也仍然是六年前的花园,连落满地上的黄叶,甚至连树头残留着的几片孤零的叶子,都同六年前一样;但我的心情却同六年前的这时候大大的不相同了。小窗子依然开对着这一片黄叶林。我以前在这里走过不知多少遍,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样一个小窗子;但现在这小窗子却唤回我的许多记忆,它的存在我于是也就注意到了。在这小窗子里面,我曾同俊之同坐过消磨了许多寂寞的时光,我们从这里一同看过涂满了凄艳的彩色的秋林,也曾看过压满了白雪的琼林,又看过绚烂的苹果花,蜜蜂围了嗡嗡地飞;在他离开哥廷根的前几天,我们都在他家里吃饭,忽然扫过一阵暴风雨,远处的山、山上的树林、树林上面露出的俾斯麦塔都隐入滃濛的云气里去:这一切仿佛是一幅画,这小窗子就是这幅画的镜框。我们当时都为自然的伟大所压迫,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沉默着透过这小窗注视着远处的山林。当时的情况还历历如在眼前;然而曾几何时,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满了落叶的深秋的长街上,在一个离故乡几万里的异邦的小城里,呆呆地从下面注视这小窗子了,而这小窗子也正像蓬莱仙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逝去的时光不能再捉回来,这我知道;人死了不能复活,这我也知道。我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来活了三十年,我曾经看到过无数的死:父亲、母亲和婶母都悄悄地死去了。尤其是母亲的死在我心里留下无论如何也补不起来的创痕。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差不多隔几天我就会梦到母亲,每次都是哭着醒来。我甚至不敢再看讲母亲的爱的小说、剧本和电影。有一次偶然看一部电影片,我一直从剧场里哭到家。但俊之的死却同别人的死都不一样:生死之悲当然有,但另外还有知己之感。这感觉我无论如何也排除不掉。我一直到现在还要问:世界上可以死的人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单单死俊之一个人?倘若我不同他认识也就完了,但命运却偏偏把我同他在离祖国几万里的一个小城里拉在一起,他却又偏偏死去。在我的饱经忧患的生命里再加上这幕悲剧,难道命运觉得对我还不够残酷吗?

但我并不悲观,我还要活下去。有的人说:“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里。”俊之就活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为了这,我也要活下去。当然这回忆对我是一个无比的重担,但我却甘心肩起这一份重担,而且还希望能肩下去,愈久愈好。

五年前开始写这篇东西,那时我还在德国。中间屡屡因了别的研究工作停笔,终于剩了一个尾巴,没能写完。现在在挥汗之余勉强写起来,离开那座小城已经几万里了。

1946年7月23日写于南京

怀念衍梁

在将近六十年前,我同衍梁是济南高中同学。我们俩同年生,我却比他高一级或者两级。既然不是同班,为什么又成了要好的朋友呢?这要从我们的共同爱好谈起。

日本侵略者短期占领济南于1929年撤兵之后,停顿了一年的山东省会的教育又开始复苏。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正式建立。在中等教育层次中,这是山东的最高学府,全省青年人才荟萃之地。当时的当政者颇为重视。专就延聘教员方面来说,请到了许多学有专长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有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都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家。我们的第一位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当时年少气盛,而且具有青年革命家一往无前的精神,现在看起来虽然略有点儿沉着不够、深思熟虑不够,但是他们视反动派如粪土、如木雕泥塑,先声夺人。在精神方面他们是胜利者。胡先生在课堂上坦诚直率地宣传革命,宣传革命文艺。每次上课几乎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所谓现代文艺,当时也称之为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他讲起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我们当时都才十七八岁,很容易受到感染,也跟着大谈现代文艺和现代文艺的使命。丁玲同志曾以探亲名义,在高中待过一阵,我们学生都怀着好奇而又尊敬的心情瞻仰了她的风采。她的一些革命作品,如《在黑暗中》等,当然受到我们的欢迎。

在青年学生中最积极的积极分子之一就是许衍梁。

我们当时都是山东话所说的“愣头青”,就是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怕。我们虽然都不懂什么叫革命,却对革命充满了热情。胡也频先生号召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我们就在宿舍旁边的过道上摆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记愿意参加的会员。我们还准备出版刊物,我给刊物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文艺的使命》。当时看了一些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俄国人写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译文极其别扭,读起来像天书一般,我也生吞活剥地写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却颇有一点儿自命不凡的神气。记得衍梁也写了文章,题目忘记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间。

这些举动当然会惹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我们学校就设有什么训导主任,专门宣传国民党党义和监视学生的活动。他们散布流言,说济南高中成了“土匪训练班”。衍梁当仁不让的是“土匪”之一。对他们眼中的“土匪”们,国民党一向是残酷消灭,手下决不留情的。不久,就传出了“消息”,说是他们要逮捕人。胡也频先生立即逃离济南,到了上海。过了没有多久,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他就在龙华壮烈牺牲了。

我们这些小“土匪”们失去了支柱,只好变得安分守己起来。一转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毕业离校,到北平考上国立清华大学,同衍梁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1947年回到济南,才再次同他见面。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高潮中,济南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就要崩溃。记得我们也没有能见多少次面,我就又离开济南回北平来了。

又是一段相当长的别离。好像是到了“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又去济南见了衍梁。他当了官,对老友仍然像从前那样热情。七年前我回到济南开会,一中的老同学集会了一次。五六十年没有见面的中学老同学又见了面,实在是空前盛会,大家都兴奋异常。我想大家都会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而感慨万端。我见到了余修,黄离等等,衍梁当然也在里面,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此时他已经不戴乌纱帽,而搞山东科协。看来他的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谁也没料到,不久余修谢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这一次盛会不但空前,竟也绝后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渐承认自己是老人了。中国古代文人常用一个词儿,叫做“后死者”,我觉得这个词儿实在非常有意思。同许多老朋友比起来,我自己竟也成了一个“后死者”。当一个“后死者”是幸运的——谁不愿意长寿呢?但任务也是艰巨的。许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面影闪动在自己的脑海中,迷离历乱,不成章法,但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据说老年人都爱回忆过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并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爱好,而是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不得不尔。

我常拿晚秋的树叶来比老年人。在木叶凋零的时刻,树上残留的叶片日益减少。秋风一吹,落下几片。秋风又一吹,又落下几片。树本身也许还能做梦,梦到冬去春来,树叶又可以繁茂起来。老年人是没有这种幸福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浓浓的悲哀压在心头。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鲁迅的散文诗《过客》都讲道:眼前最终是一个坟墓。“人生至此,天道宁论”,古人已经叹息过了。我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御,无所用其悲哀。但话虽这样说,如果说对生死绝不介意,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我中小学的同伴生存的已经绝无仅有了,衍梁的面影,也夹在许多老朋友的面影中活跃在我的脑海里,等到我自己的面影也活跃在比我更后死的朋友的脑海中时,恐怕再没有谁还会记得起衍梁了。我现在乘着他的面影还在闪动时,写下这一篇短文,希望把他的面影保留得尽可能长一些。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这些了,呜呼,真叫做没有法子。

1987年7月23日

哭冯至先生

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已是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有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会老朋友,在园子里漫游一番,赏一赏他似曾相识的花草树木。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会推掉的,陪他谈上几个小时。可是我离开了他。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终天了!

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他长我六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等,现在都已作古。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待在哪里,都无亏大节。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跟着来的是长达四十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记得50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儿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连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那就必须“活动”。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儿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儿相似,因此就经常“活动”到一起来了。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冯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减少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友谊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会多”。

我们俩共同参加的会,无法一一列举,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世界文学》编委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等等,等等。我们的友谊就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我的回忆也贯串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