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流自在心:季羡林首次谈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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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关于爱国(2)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作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的赞扬。我已说过,历史不是我的本行,所以,今天所讲,是我的乱想乱讲,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羡林案:

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作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谈中国精神

郑州社科联的青年学者窦志力同志,冒着北国的寒风,不远千里,从郑州来到北京,把自己的新著《中国精神》这一部长达四十万言的新著送到我手中,并且让我写一篇序。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以望九之年被文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原打算立即婉言谢绝的。但是,一想到这个书名:中国精神,我立刻想到中国诗圣杜甫的四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当我们全国人民群策群力,意气风发,锐意弘扬和创造我们的精神文明时,这一部书难道不是一场“当春乃发生”的“及时雨”吗?

再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实在挤不出时间细读这样一部巨著。我只能大体翻看一下,看看全书的目录和结构,找出我自己认为必读的几个章节,细读了一番,其余的只能望一望它而已,我决不冒充我曾读过全书。

就我翻阅所及,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有资料,有分析,有见解,有论断,而且有一些见解很精辟,发前人之所未发。虽然我不敢说,对他的意见我全部同意;但是我却不能不佩服这位青年学者思想之敏锐,对中国精神分析之细致。有的话切中时弊,发人深省。这些都是作者近几年来奋发努力、锲而不舍的结果,我应该向他祝贺。

我对中国精神,或者笼统说东方文化,没有多么深的研究。由于自己好胡思乱想,所以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不敢敝帚自珍,曾写过一些文章,得到的反响总起来说是积极的。但自知是“野狐谈禅”,并不敢沾沾自喜。

我同作者的意见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近似的。比如,他从五个方面来概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爱国爱民的献身精神,勤劳智巧的创业精神,忠诚无畏的勇敢精神,仁爱孝敬的重德精神,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精神。对他这样的概括,我是同意的。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这一段话,同窦志力同志在上面列举的五条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东西。

多少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萦回在我的心中: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国的。存在决定意识,必须有一个促成爱国主义的环境,我们才能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只要看一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环境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东西南北,四面都有。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我们决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否则我们的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一大批著名的爱国者,就都被剥去了爱国的光环,成为内战的牺牲者。

但是,爱国主义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我认为,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正义的爱国主义和邪恶的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受侵略、受压迫、受杀害的,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而像日本****者和德国***,手上涂满了别国人民的鲜血,而口中却狂呼爱国,这样的爱国主义难道还不是最邪恶的吗?这样的爱国主义连他们本国的人民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痛加挞伐的。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翻了身,享受了独立自由的生活;但是心怀叵测的一些列强仍在觊觎敌视。因此,我们仍然要努力发扬正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现在我们已经改革开放,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中,我们仍然要弘扬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精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但是我们的中国精神和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其作用就仅仅限于中国和东方吗?否,否,绝不是的。自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西方列强挟其分析的思维模式,征服自然,为人类创造了空前辉煌的文化,世界各国人民皆蒙其利。然而到了今天,众多弊端都显露了出来,举其荦荦大者就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产生、臭氧层出洞,等等。如果其中一项我们无法遏止,人类前途就处在危险之中。有没有拯救的办法呢?有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唯一的一条拯救之路就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之穷,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改弦更张,人类庶几有被拯救的可能,这就是我的结论。

给别人的书写序而侈谈自己的主张,似乎不妥。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这样写不过表示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已。

1996年12月10日

我和北大

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13岁,到明年也达到87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87年中,竟有51年是在北大度过的,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在现在的北大中,像我这样的“老北大”,已寥若晨星了。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蔽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这多一半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不能怨天尤人。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彼此彼此,我并没有多少怨气,也不应该有怨气。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怡悦之感,油然而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问题是我必须答复的。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有人主张,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还不是为了爱国?不爱国,革命干吗呢?历史上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应该排除在“革命”之外。

讲到爱国主义,我想多说上几句。现在有人一看到“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事,一律予以肯定。其实,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或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或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远的例子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和日本的****侵略者,就足够了。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虽是泱泱大国,那些皇帝们也曾以“天子”自命而沾沾自喜。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决不能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或民族。但是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我们有多少“真龙天子”被围困,甚至被俘虏;我们有多少人民被屠杀,都有史迹可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出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更不计其数。难道说中国人的诞生基因中就含有爱国基因吗?那样说是形而上学,是绝对荒唐的。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现在在少数学者中有一种议论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内战,没有外敌侵入,日本、英国等的“八国联军”是例外。而当年的匈奴、突厥、辽、金、蒙、满等族的行动,只是内战,因为这些民族今天都已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了。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这是把古代史现代化,没有正视当时的历史事实。而且事实上那些民族也并没有都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摆在眼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赫然存在,你怎么解释呢?如果这种论调被认为是正确的话,中国历史上就根本没有爱国者,只有内战牺牲者。西湖的岳庙,遍布全国许多城市的文丞相祠,为了“民族团结”都应当立即拆掉。这岂不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连汉族以外的一些人也不会同意的。我认为,我们今天全国56个民族确实团结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空前未有的,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我们全体人民。为了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我们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球一样,维护我们的安定,维护我们的团结,任何分裂的行动都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都应该向前看,不应当向后看,不应当再抓住历史上的老账不放。

这话说得有点远了;但是,既要讲爱国主义,这些问题都必须弄清楚的。

现在回头来再谈北大与爱国主义。在古代,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肩上。不管工农的贡献多么大,但是传承文化却不是他们所能为。如果硬要这样说,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称呼,因国而异。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后来大学兴起,才接过了一些传承的责任。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寺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士、农、工、商是社会上主要阶层,而士则同印度的婆罗门一样高居首位。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婆罗门和士的地位,都是他们自定的。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认为,并不全是这样,而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不这样也是不行的。

婆罗门、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本钱就是知识,而文化与知识又是分不开的。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代,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我在上面详细论证的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行为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1997年12月13日

中国的民族性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性。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怎样呢?我们中华民族当然不能例外。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谁也否认不掉的。我自以生为中国人为荣,生为中国人自傲。如果真正有轮回转生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