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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灵魂及其界限，人的内在经验的迄今一般地达到的范围，这些经验的高度、深度和远度，全部的迄今的灵魂史和它的还研究不完的可能性，这些对于"伟大的狩猎"的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和朋友来说是预先被规定的狩猎领域。但是，他必定多么经常地失望地对自己说："一个个人！啊，仅仅一个个人！而这巨大的森林和原始森林！"因而，他希望自己有几百个狩猎的助手和灵敏的训练有素的猎犬。他可以把这些东西驱赶到人的灵魂史，以便在那里把他的野兽赶到一起。他一再地、彻底地和痛苦地进行检验，要为恰恰激起他的好奇心的一切事物找到助手和狗，这多么困难。它具有的弊病——把学者们派到新的和危险的狩猎领域，那里需要在任何意义上的勇气、聪明、精细——在于它们恰恰在"伟大的狩猎"和巨大的危险开始之处不再是可使用的——恰恰在那里它们失去了它们的追猎的眼睛和鼻子。例如。为了猜到和确定知识和良心的问题在hominesreligiosi(宗教人士)的灵魂中迄今有哪一种历史，一个人也许本身必须像巴斯卡的理智的良心那样如此深刻地、受伤地和巨大地具有一种体验。然后，他总是还需要带有清醒的、邪恶的精神性的那个伸展的天空，此天空从上向下能够俯瞰、整理和有力地公式化这大量的危险的和痛苦的体验。——但是，谁为我作这种服务！但是，谁有时间期待这些服务员！——他们明显太少地成长，他们在一切时代都是如此不可能的！最终人们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以便自己知道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们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像我的那种好奇心现在一度保持为一切罪恶中最令人愉快的——请原谅！我想说：对真理的爱在天上有其报酬，并且已经在人世间有其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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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怀疑的和南方自由精神的世界(这世界经历和包含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哲学家学派的斗争)中的最初的基督教所要求并且并非罕见地所达到的那个信仰，还包括对容忍的教育，后者是ImperiumRomanum(罗马帝国)所给予的——这个信仰不是譬如一个路德或一个克伦威尔(Cromwell)或精神的另一个北方的野蛮人借以依附于他们的上帝和基督教的那个真诚的和粗暴的奴才信仰，倒宁可说巴斯卡的那个信仰，它以可怕的方式类似于理性的持久的自杀，坚韧的长存的虫一般的理性的持久的自杀，这理性不可以立即一下子被杀死。基督教的信仰从开始起是牺牲：牺牲一切自由，一切自豪，精神的一切自我确信，同时是服从和自我嘲笑，自我摧残。在这信仰中有残酷和宗教的腓尼基主义，它适应于一种柔软的、多方面的和作很多挑剔的良心；它的前提是：精神的屈服造成了难以描绘的痛苦，这样一种精神的全部的过去和习惯抵抗absurdissimum(极端荒谬)，作为absurdissimum，"信仰"向它迎面而来。现代的人以他们对一切基督教的术语表的迟钝，不再同样感受到可怕的最高的东西，后者对一种古代的趣味来说存在于惯用语"十字架上的上帝"的佯谬中。迄今还绝没有和绝无哪处有像这个惯用语一样的在颠倒中的大胆，某种一样的可怕的东西、发问的东西和值得问的东西：它许诺重新评价一切古代的价值。——东方，深刻的东方，东方的奴隶，他以这种方式向罗马及其高贵的和轻浮的容忍进行报复，向罗马人的信仰的"天主教"进行报复——而且它总是并非信仰，而是摆脱信仰，对信仰的严肃性的半斯多葛派的和微笑的漠不关心，这使奴隶们对他们的主人产生愤慨，并反抗他们的主人。"启蒙运动"引起反抗，因为奴隶想要无条件的东西。他只理解专制的东西，在道德方面也如此，他又爱又恨，没有细微差别，直到很深的程度，直到痛苦，直到生病——他的许多隐藏的苦难反抗那种似乎否认苦难的高贵的趣味。对苦难的怀疑，在根本上仅为贵族的道德的一个姿态，至少也不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最后的重大的奴隶起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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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迄今在人世间宗教的神经官能症出现之处，我们发现它与三个危险的生活规则相联系：孤独、斋戒和性的节欲，而并不在此有把握地决定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是否在此有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对这后一个疑问是这样说明理由的：在野蛮的和在温顺的民族那里，连最突然的最无节制的纵欲恰恰属于最正常的症状；此纵欲然后同样突然地突变成忏悔和对世界及意志的否认——这两个症状也许作为被掩蔽的癫痫可得到说明？但是，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应该更多地放弃说明：在别的类型的周围迄今都没有如此大量的荒谬和迷信生长出来，没有别的类型迄今看来更多地使人，甚至使哲学家感兴趣——也许现在该在这里恰恰变得冷淡一些，学会谨慎，更好地说，掉转目光，抽身走开。几乎作为自在的问题，宗教的危机和觉醒的这个可怕的问号还处在最近到来的哲学——叔本华哲学的背景上。对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可能的？神圣者是如何可能的？——这似乎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借这个问题叔本华成为哲学家并从事他的工作。因此叔本华的真正的后果是：他的最虔诚的信徒(也许也是他的最后的信徒，就德国而言)，即理查德·瓦格纳，恰恰在这里把他的自己的毕生的事业带向终结，最后还把那个可怕的和永恒的类型作为Kundry，typevécu(真实的类型)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跟他本人一模一样；同时，凡欧洲的几乎一切国家的神经科医生都得到机会从近处研究这类型之处，宗教的神经官能症——或像我所称呼的"宗教的本质"——作为"救世军"而实行其最后的传染性的爆发和进展。——但是，如果人们自问一下，在神圣者的全部现象中，什么东西实际上如此极大地使一切种类和时代的人感兴趣，也使哲学家感兴趣。那么，无疑就是附着在它上面的神奇之事的模样，即对立之直接的连续性，心灵的道德上对立地评价的状况的直接的连续性——人们在这里相信用手把握住从一个"坏人"立即生成一个"神圣者"，一个好人。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在此处沉船折戟，这情况难道不可能主要因此而发生，因为心理学曾置身于道德的统治下，因为它曾相信道德上的价值对立，并且把这些对立看到、读到和解释到原文和事实情况中去？——怎么回事？"神奇之事"仅为解释的一个错误？在语言学方面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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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拉丁种族的天主教对这些种族的从属比全部的基督教对我们北方国家的从属远为内在。因此，在天主教国家中的无信仰与在新教的国家中相比必定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对种族的精神的一种反抗，而在我们这里无信仰宁可说是返回到种族的精神(或非精神)。我们北方国家无疑源出于野蛮人种族，而且就我们的宗教才能而言：我们在这方面的才能很糟糕。人们可以把凯尔特人除外，他们因此也为接受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染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法国，基督教的理想，就其只允许北方的浅色的阳光而言，走向了凋谢。就某种凯尔特人的血统在这些法国的最后的怀疑论者的起源中而言，这些法国的最后的怀疑论者对我们的趣味来说是多么奇特的虔诚！在我们看来，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的社会学及它关于本能的罗马逻辑是多么天主教的，多么非德国式的！波尔特·罗依尔(PortRoyal)的那位可爱的和聪明的讲解导游人圣·贝费(SainteBeuve)，是多么耶稣会式的，尽管他对耶稣会会士有一切敌视！而且甚至埃内斯特·雷那恩(ErnestRenan)，对我们北方国家来说，这一个雷那恩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不能达到的，在他之中，在一切时刻，一点点宗教的紧张关系就使他在更细微的意义上的淫欲的和舒适地横卧的灵魂失去它的平衡！让我们在他之后复述这些美好的句子——而且何种邪恶和傲慢作为答复立即活动在我们的可能更少美好的和更坚硬的，即更德国的灵魂中！——"所以我们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一种产物。当人对无限的命运绝对虔诚和绝对相信时，他也成为最现实的……这就是说，当他真的把德行与永恒的秩序联系起来，以及毫不关心地对待事物时，他发现死亡是讨厌的和荒谬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不设想人是最好的呢？……"这些句子对于我的耳朵和习惯来说是如此极端地恰恰相反的，以至于当我发现它们时，我以最初的痛恨在旁边写道："最佳的嘲笑！"——直到我最后的痛恨甚至还喜爱地获得它们，这些句子及它们的颠倒的真理！拥有一个人的自己的正相反的东西，这是如此有教养，如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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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中造成惊愕的东西是这种宗教生活发出的极大量的感谢——这是一种很高级的人，他如此地站在自然和生活的面前！——后来，当乌合之众在希腊占了上风，畏惧也在宗教中丛生，而基督教已在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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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的热忱，有粗野的、天真无邪的和纠缠不休的方式，像路德的方式，全部的新教缺少南方的娇嫩(delicatezza)。其中有东方的得意，像在一个不该享受的有天赋的或振奋的奴隶那里一样。例如，像在奥古斯丁那里一样，他以一种侮辱人的方式缺乏举止和欲望方面的一切高尚。其中有女性的温柔和贪欲，后者羞怯和无知地涌向uniomysticaetphysica(神秘的结合和自然的结合)，就像在德·古涌夫人(MadameDeGuyon)那里一样。在许多情况中，它十分奇特地表现为女孩或男孩的青春期的伪装，在这里和那里甚至表现为一个老处女的歇斯底里，也表现为她的最后的虚荣心。教会已经多次在这种情况下把女人尊崇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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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有力的人迄今总是还崇敬地在神圣者面前鞠躬，把他当作自我克制和最后有意贫困之谜。为什么他们鞠躬？他们在他之中预感到——而且在他的虚弱的和可怜的模样的可疑的东西的背后——优势的力量，这力量想在这样一种克制那里检验自己；意志的强大，他们在意志的强大中又认识到自己的强大和统治的兴趣，并知道加以尊敬：当他们尊敬神圣者时，他们尊敬某种自在的东西。此外，神圣者的注视使他们产生猜疑：这样巨大的自我否定，这样巨大的违反本性，不是随便地将被要求。他们这样说和自问。也许对此有一个理由，一个完全巨大的危险，苦行者通过他的秘密的对话者和访问者想进一步了解这危险？总而言之，世界上的强有力的人对他学会了新的畏惧，他们预感到一种新的力量。一个陌生的、还未制服的敌人："权力意志"迫使他们停留在神圣者面前。他们必须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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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人的《旧约全书》中，在这本神的司法的书中，存在着一种有如此伟大的风格的人、事物和言谈，以至于希腊的和印度的文献无法与之比较。人们以惊恐和敬畏站在人从前所是的东西的这些巨大的残余物的面前，并将对古老的亚洲和它的向外伸展的欧洲半岛(欧洲完全想在亚洲面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产生可悲的思想。当然，谁本身只是一个瘦弱的温顺的家庭动物，只知道家庭动物的需要(像我们今天的有教养的人，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的基督教徒)，谁在那些废墟中无需感到惊奇，也完全无需感到忧伤——对《旧约全书》的趣味是"伟大"和"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希望发现《新约全书》——仁慈之书总是还更多地诉诸他的心(在其中有许多真正的温柔的沉闷的祷告迷和可怜的心灵)。把这《新约全书》，在任何考虑中的一种洛可可的趣味，与《旧约全书》胶合成一本书，作为《圣经》，作为"自在的书"，这也许是最大的冒险，是文学上的欧洲在良心上所具有的"违背精神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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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有无神论？——上帝身上的"父"被彻底地反驳："法官"、"酬报者"也如此。他的"自由意志"也如此这般：他不在听，即使他在听，他不知道进行帮助。最糟糕的是：他似乎无力清楚地与自己交谈。他是不清楚吗？——这是我从各种各样的谈话中提问地和倾听地所发现的作为欧洲的有神论的衰落的原因的东西；在我看来，虽然宗教的本能强有力地在成长，但它以彻底的猜疑恰恰否定了有神论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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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较新的哲学究竟根本上在做什么？自笛卡尔以来，——而且与基于他的发展相比更多地出于反抗他——一切哲学家方面的人们在批评主语和谓语概念的幌子下，谋杀旧的灵魂概念——这就是说，谋杀基督教学说的基本前提。较新的哲学，作为认识论的怀疑论，隐蔽地或公开地是反基督教的，虽然对更精细的耳朵而言，决不是反宗教的。人们从前相信"灵魂"，就像人们相信语法和语法的主语一样：人们说，"我"是条件，"思"是谓语和受制约的——思是一个活动，为此活动一个主语必须作为原因被想出来。现在，人们以令人赞叹的坚韧性和狡猾作尝试。不管人们能否从这罗网中摆脱出来，不管也许相反的东西是否真的："思"是条件，"我"是受制约的；因此，"我"只是一个综合，此综合是由思本身制造的。康德想在根本上证明，从主体出发，主体不能被证明，客体也不能：主体的，因此"灵魂的"表面生存的可能性并非总是会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这是那样一种思想，它作为吠檀多哲学已经一度以巨大的力量在人世间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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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的残酷性的一个大梯子，它有许多梯阶。但其中三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人们向他们的神牺牲人，也许恰恰是人们最喜爱的人，其中包括一切原始时代的宗教的头批产物的牺牲品，其中还包括上卡普里岛的皇帝梯贝里乌斯的牺牲品，一切罗马时代错误中的那个最令人战栗的时代错误。然后，在人类的道德时期中，人们向他们的神牺牲人们所具有的最强大的本能，他们的"本性"；这个节日的欢乐在苦行者的残酷的目光中，在热情的"违背自然者"的残酷的目光中突现出来。最后，还剩下什么东西供作牺牲？人们必定不是最后牺牲一切令人安慰的东西、神圣的东西、治病的东西，牺牲一切希望，对隐蔽的和谐、对未来的幸福感和对权利的一切信仰？人们不是必定牺牲神本身，而且出于对自己的残酷，崇拜石头、愚蠢、重的东西、命运、微不足道的东西？为了微不足道的东西而牺牲神——最后的残酷性这个荒谬的神秘崇拜保留给现在正兴起的一代人。我们大家已经懂得其中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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