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格大师: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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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青少时期(5)

毕业时,埃马努埃尔以优秀的成绩取得就读神学系、法律系、哲学系与古典学系的资格。虽然他也不排斥医学或自然科学,但他在这方面的基础不够,同时校方也不会支持他走这个路线。另一方面,腓特烈中学为他做好了踏入18世纪普鲁士社会的准备。不管他将来在路德教会发展或是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任公职,都已奠立良好的基础。

那不是一个鼓励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的教育。虽然当时的社会风气大致如此,但与当时日耳曼各地性质相同的学校比较起来,腓特烈中学可能更加强调服从与纪律。敬虔会教育最重要的理想之一,是自制能力的养成。敬虔会教友不仅想要控制一个人的身体,他们也希望藉由宗教及道德原则的移植来控制一个人的心。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把学生从“世俗的子女”转化成“上帝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教育不仅及于知识的传授,同时也深入道德意志。事实上,为哥尼斯堡敬虔会的教育带来启发的弗兰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克服学生们自然的任性。老师教学的目的倘若只是知识的灌输,则他只能注意到知性的层面。这固然不坏,但仍不够,因为他忘了最重要的任务,亦即让意志顺服。要人们自愿地皈依,就得先使自然的意志屈服,这对一般人而言,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对敬虔会教友而言,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屈服只是通往突破的所谓“赎罪历程”的第一步。同样的,学校要灌输给学生的宗教观念,当然也会很不寻常。虽然这个时期的其他学校也非常重视一般的宗教教育,但并不追求哥尼斯堡敬虔会教徒所想望的敬虔教派的信念。

可以预见的是,康德很明白敬虔教派的这个面向,同时也彻头彻尾地鄙弃它。康德认为以下的见解纯属“假设”:善与恶的区分(此乃人性当中不可抽离的要件)来自于超自然的干涉,换句话说,在忏悔时,心灵必须充满悔恨,甚而彻底瓦解;这样的痛苦会把人带到绝望的边缘,却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可能到达所需要的强度。……而一个人只能祈祷得到足够的痛苦,并且时时以不够痛苦为苦。康德非常厌恶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方式太虚伪了,因为对于皈依的人而言,他无法自己决定是否要痛苦与悔恨。那藉以区分真正的基督徒和虚有其名的教徒的彻底皈依,对康德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根据那种假设,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皈依,因为那预设我们可以窥见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再者,敬虔会教徒与其他人的差别,将会是所有事情都绝对依赖神,而且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道德自律性。同时,敬虔会教徒还因自认是少数的“上帝的选民”而沾沾自喜,仿佛他们已经得救,并且是基督教世界的上层阶级似的。成年的康德拒绝敬虔教徒两个层面的生活方式。其一是他们的“奴性”表现,其二则是经常与“敬虔会”的标志联想在一起的“不可理喻的傲慢”。我们不知道康德在1740年是否对于敬虔教派有这样的感觉,但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因为他的朋友鲁恩肯说过他们两人于1732—1740年间在狂热分子严酷的纪律之下“痛苦呻吟”。如果敬虔教派对康德有任何影响,那也只有负面的。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领教过了敬虔教派,所以他后来几乎把情感因素完全排除在道德以外,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康德的道德观与宗教观透露了明确的反敬虔会的倾向。康德强调自律性是道德的关键,也是在驳斥敬虔会强调超自然力量对人类意志的影响的说法。康德成熟期的哲学观点,至少就部分而言,其基本方向在于合理化那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自律性,因此也可以视为抵抗那些征服他人意志的奴役行径。他在年轻时便有了这种抵抗心态,尽管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他才以论证驳斥那些鼓吹奴性态度并贬抑人性的说法。把敬虔教派思想看作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根据,那是很荒谬的。

埃马努埃尔的意志没有向腓特烈中学的老师们屈服,但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够。埃马努埃尔承受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像许多其他的同学一样公开反抗或作战。他之所以“一回想到被奴役的年轻时代”便“不由地恐惧与害怕”,主要与宗教皈依的压力有关,不是因为沉重的课业。若我们想了解康德为什么对祈祷与唱赞美诗始终表示反感,而且抗拒以情感为基础的任何宗教,则答案必须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去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埃马努埃尔接受的教育与腓特烈二世无异,同样可以称为“受难的历史”。腓特烈的虔诚而残酷的父亲,竭尽所能要让在他的眼中有点娘娘腔的儿子变成一个大丈夫,因而借用了一些敬虔教派的管束办法。虽然康德的年轻时代在外观上平静无波,但迹象显示,他一样也始终在抗拒着宗教的皈依。就像年长他十二岁的王子一样,康德扬弃了敬虔教派的“灵魂告白”与“自我谴责”,找到了其他的模式。对埃马努埃尔而言,其出路在于古典拉丁文学;年轻的腓特烈则在当代的法国文学里找到了替代品。两者都拒绝其父母的宗教色彩。

这便是为什么康德对腓特烈颇为崇敬,不仅把他的时代称为“启蒙时期”,甚至称为“腓特烈的世纪”的原因之一。像腓特烈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但他也像腓特烈一样没有屈服。屈服于老师们的奴役管教,无疑意味着一辈子过“作茧自缚的蒙昧生活”。我们不知道康德是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晚年深思熟虑过的看法。就像他所说的: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要挣脱几乎已经成为本性的蒙昧难上加难……法规与定则等机械性的工具,与其说是理性的利用,不如说是天赋的戕害,为人们带来了永无止境的蒙昧,有如脚镣一般。而卸下脚镣的人,即使只是跨过最窄的沟壑,也都是踉踉跄跄的,因为他一时习惯不了自由的步伐。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至于1740年的康德,则根本还谈不上踉踉跄跄地“跨过最窄的沟壑”,甚至那条沟也不像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看起来那么窄。

必须一提的是,在康德年轻的时候,可谓男女授授不亲,社会风气相当拘谨。因此,年轻女性甚至不可说出“‘怀孕”这样的字眼,不管是脖子的前面或后面,都严格禁止暴露太多。只有男孩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对工匠阶层而言。事实上,当时的女孩除了基本的阅读、书写与算术能力之外很少得到什么教育。三K,(小孩、厨房、教堂)包括了一个女性生活中的一切。因此康德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与异性交往的机会。

三、小小眼睛看世界

康德的童年生活的特色,是家庭和学校的尖锐对比:温暖的家庭,在其中,他得到鼓励和接受;严格而阴沉的学校,在其中,他的自然倾向几乎遭到无情的打压。虽然他的家与学校都带有宗教色彩,甚至两者同属敬虔会,但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更尖锐的对比。康德已经比他的朋友来得幸运。他不必寄宿在学校里,可以在傍晚逃回家里。由于他必须走很长的路上学,穿过哥尼斯堡大大小小的街道,因而甚至有机会见识到世间的另一面。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入。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都还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连接了整个东欧与日耳曼及欧洲的其他海港,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来自东欧的货物主要是谷物、麻、亚麻、咸灰、木材、焦油、蜡、皮革与毛皮;来自西方的主要货物则为盐、鱼类、亚麻布、锌、铅、黄铜、香料与南方水果。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撒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