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治国的保障，是依靠诚信；为人的根本，全在于诚信。古人说：“无信，则不立。”意思就是说人没有了诚信，将会一事无成。诚信的人从不因为自己诚信而感到后悔，因为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艳丽的花朵。
1.无信，则不立
贞观十年魏征上书说：“臣听说，治国的根本，是依靠德礼；君主帝位的保障，全在于诚信。坚守诚信，臣下对君主就没有二心；实行德礼，远邦异族也会前来归顺。
“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之大纲，对于君臣、父子之道来说，是片刻也不能分离的。因此，孔子说：‘君要以礼的要求对待臣，臣要对君事以忠心。’又说：‘自古以来，人皆有死。若百姓对国家不信任，国家就无法确立对百姓的统治。’文子说：‘说话要讲信用，信用是讲话的前提。法令要有诚意，令下之后要诚意执行。’
“话讲出来却不实行，是言而无信。法令制定了却不能遵从执行，是制定法令时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会败坏的道德名声，下臣百姓来说，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即使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君子也不会那样做。
“自从陛下实行王道之治，十多年来，威及海内，万国来朝，国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广大。但是道德仁义却没有随之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对待臣下和百姓还不够诚信。所以，虽然勤于善始，却没有坚持善终。
“在贞观初年，陛下听说谁有善德就大加赞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很乐意听取谏言，但自此之后，就渐渐讨厌直言规谏，即便是勉强接纳，也没有以前那样大度了。那些诚直之辈，都有所忌讳，不怎么敢进谏了，而那些奸邪巧佞之徒，便乘机拨弄是非，逞其巧辩。忠诚的人与国君同心治理，却让愚蠢的人评论其对错；让高洁的人去办事，却又让卑鄙的人去怀疑他。这样，要想事情成功，可能吗？
“中智之人怎能没有一点小聪明？但其才不足以经国济世，又不能高瞻远瞩，长图远虑。就是竭尽全力和诚意，也不能避免国家的倾颓。更何况心怀奸诈和私利的小人，他们阿谀奉承，曲言惑主，所制造出来的祸患不更深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就是劳思伤神也不可能看到斜影，这是很明白的事。
“国君能对臣下尽礼，臣下才会为国君竭尽忠心。国君能够内外无私，君臣才能上下互相信任。君上不信任臣下，就无法指挥臣下；臣下不信任君上，就不能服君上。‘信’做为一种道德品质，其作用是很大的。
“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要是使酒在杯中变酸，使肉在桌上腐烂，对霸业有影响吗？’管仲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对霸业起不了多大危害。’桓公问：‘那么怎样才会影响霸业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将有损于霸业；能识贤而不能用贤，有损于霸业；能任人而不能信人，有损于霸业；就是能信任却又使小人从中捣乱，也有损于霸业。’
“晋国派穆伯攻打鼓城，攻了一年多，没有攻下。馈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认识。请不用劳累将士，鼓城就唾手可得。’穆伯没有答应他。左右的人问道：‘不折一枪，不伤一卒，鼓城就可以到手，您为什么不干？’穆伯说：‘馈间伦这个人，是个奸佞不仁的小人。若让他攻下鼓城，我可以不奖赏他吗？如果赏他，就是赏奸佞小人。奸佞小人得志，就是使晋国之士都舍仁义而为奸佞，就是攻下了鼓城，又于晋国何补呢？ ’”
“穆伯，是列国的一个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他们尚且能够看重信用，远避佞人，更何况是富有四海，德冠千古的圣明之君，怎能让巍巍盛德有所间断呢？
“若想使君子小人是非分明，必须对他们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才能好善而厌恶，赏罚分明。这样，小人才能弃绝其奸，君子才能自强不息。如此一来，无为而治的大好局面还会远吗？如果好善而不能启用善人，厌恶而又不能斥退恶人；有罪不罚，有功不赏；长此以往，国家存亡，尚不可保，还如何希望帝业长存呢？”
点评：
对于个人，诚信是人生的命脉；对于国家，诚信是治国的根基。人若失去了诚信，也就失去了一切；国家要是失去了诚信，那么亡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2.言不宿诺，千里赴约
何为诚信？就是要说真话，道实情，守信用，说到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这种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的精神流传后代，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炎黄子孙的骨随之中。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中，诚信二字的份量可谓沉甸甸的。
卓公行，三国时期浙江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为人笃信，言不宿诺”，这就是后人对这位坚守诚信，从不食言的历史人物的高度评价。他与人约会，纵然遇到暴风急雨，雷电冰雪，从来都是如期到达。
卓公行曾客居建业（今江苏南京），因思乡心切，便向太傅诸葛恪告辞。诸葛恪，字元逊，三国时期吴国名臣诸葛瑾长子，与卓公行关系密切。诸葛恪问他什么时候能返回，卓公行说：“某日一定回来亲自拜见您！”
到了约定的日子，诸葛恪以主人的身份大宴宾客，等着为卓公行洗尘接风。时间到了，赴会的宾客觉得从会稽到建业相距千里，路途上“道阻江湖，风波难必”，很难说不会遇到什么风险，不一定能按期到达，没必要再等了。只有诸葛恪面含微笑，默然不语。不一会儿，卓公行风尘仆仆地按时来到了，所有的宾客都很诧异，不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千里如期的信士。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轨，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卓公行千里赴约，路途上肯定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唯其历艰难险阻而千里如期，才体现了卓公行言而有信的高贵品质。史书说卓公行“为人笃信，言不宿诺”，看来，也只有他才配得上这样的称谓。
点评：
“为人笃信，言不宿诺。”这是世人对卓公行的高度评价。可见，诚信才是一个人得以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正所谓“一诺千金”莫过于此。
3.成大事者必重一字——“信”
诚信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诚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一个不讲诚信的人肯定得不到人的信任，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乃至自己的亲人都不会相信你，最终你将成为孤家寡人，一事无成。相反，如果人们彼此讲求诚信，它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诚信就像一辆直通车，选择的是沟通心灵的最佳路径，唤起的是一种彼此发自肺腑的认同感。正如孙子兵法所说“上下同欲者胜”，讲的就这种神奇力量产生的结果。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人，三国时曹魏的名将。
张辽有一个时期和他的护军武周有隔阂。后来，他通过刺史温恹想和胡质交好，胡质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张辽在外边见到胡质，问：末将一心一意想同您交好，为什么您对我如此冷漠呢？胡质说：“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贪，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武周）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辍于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张辽听了胡质的话，很有感悟，于是又和武周复交，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张辽闻过改过，不计前嫌，主动承担责任和武周重归于好，是很难得的。朋友之交，贵在知心，如果仅以睚眦之恨，即反成嫌隙，就不是道义之交。以实而论，朋友之间，也不会事事相合，也会发生龃龉和矛盾，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些矛盾。胡质说得好：“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贪，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这里主要是一个“信”字——信任。如果对朋友有基本的信任，就不会因睚眦之怨而产生嫌隙。即便是发生嫌隙，也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互相谅解，这样才能更增进友谊，在事业上获得更多的帮助。
点评：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和诚意。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诚信才是我们生命永久的伴侣。
4.莫做奸商害人——害人胜于害自己
从古至今，人格信誉一直是每个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事事讲信用，那么，他肯定会取得成功，肯定会被世人所敬仰。一个人如果经常食言，欺骗别人，久而久之他肯定会失去周围人的支持与信任。诚信是做人的起点，也是做人的归宿，离开诚信二字，就没资格谈情感，气节和教养。
孟信是南北朝时北朝的一个小商人，除了经商之外，也兼务农，由于收入有限，日子过得十分窘迫。有一天，孟信出远门去做小生意。在他出门这几天，家中断了粮，妻子和孩子围着锅台转来转去，都没有什么好主意。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家中惟一的一头耕牛也病了，看样子很快就会死的。孟信的儿子和他的母亲商量说：“既然牛已经有病，不如趁它还没死，牵到集市上把它卖掉，好换点钱买粮度日。”孟信的妻子想了想说：“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孟信的儿子把牛牵到了集市上，由于这头牛几天没有耕地了，外表一看与好牛一样，竟以不错的价钱卖给了一位邻村的农民。孟信的儿子在集市上用卖牛的钱买了些粮食回家里，母子俩都很高兴。孟信在外地做生意赚了点钱，便匆匆忙忙往家里赶，一路上还盘算着，用做生意赚来的钱置办些家什。孟信回到家里，与妻儿团聚，十分高兴。但当儿子把卖牛的事对他说了以后，孟信当即训斥道：“你怎么能将一头快要病死的牛卖给别人呢？”儿子被父亲训斥得不敢抬头。孟信接着说道：“你卖掉的不仅仅是一头快要病死的牛，而是卖掉了自家的名声和信誉。”儿子听后也深感内疚。孟信主张把钱退还给买牛的人，把病牛牵回来，找兽医抓紧医治。他的妻子说：“卖牛的钱已经用了一部分买粮充饥了。”孟信说：“那就把我做生意赚的钱补进去，把牛牵回来吧！”于是父子俩便到邻村去找买牛的农民。找到了买牛的农民，孟信父子俩说明缘由，把卖牛得的钱并加上这几天喂牛的草料钱，一并交给了买牛的农民，而且一再向买牛的农民赔礼道歉，然后把牛牵了回来。买牛的农民感激不尽，见人便说孟信诚实无欺。孟信的美名很快传遍了乡里，深受人们称赞。孟信在乡里之间建立起来了信誉。使他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最后也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点评：
信誉是经营之本，在某种意义上说，信誉又是企业和经营者的无形资产。因此，从古至今，凡是真正的经营者都把信誉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孟信不以病牛充好牛，因此树立起了很高的信誉，生意日益兴旺，那也就是情礼之中的事情了。
5.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遵从的诺言若是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孟子也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说为了成就大的事业，一些小的方面可以不必计较。正如司马迁所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由此看来，应当看重的是是否合乎道义，至于诺言，则不一定非要履行。
齐国攻打燕国，夺得了十座城池。燕王派苏秦出使游说齐王，齐国把十座城池又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国内有人在燕王面前毁谤苏秦说：“苏秦是卖国贼，一向翻云覆雨，恐怕将来他会作乱。”燕王内心也有意疏远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苏秦恐怕被加罪，入见燕王说：“我原本只是东周王城郊外的一个粗人，没有一点功劳，而大王却在宗庙之内隆重地授予了我官职，在朝廷内给予我很高的礼遇。而今，我为大王退去齐国的军队，收回了十城的国土，建立了大功，本应加深大王对我的信任才对。可我如今归来，大王却并不加官晋爵给我，看来有人用不守信用的罪名在您面前诬蔑过我。我的不守信用，却正是大王的福分啊！要是我像古代的尾生、伯夷、曾参那样讲求信义，身兼三人的高洁品行来侍奉大王，您觉得怎样？”燕王说：“那当然好啦！”苏秦说：“要是有这样品行的臣子，就不会来侍奉您了。若我像曾参一样孝敬父母，不离父母身边，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又怎会不远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效忠地位并不稳固的国王呢？若我如伯夷—样清廉，为了道义之名而不愿做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也不去当周武王的臣子，而甘心饿死在首阳山，您又怎能让我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建功立业获取功名富贵呢？若像尾生一样守信用，宁愿淹死在桥梁柱子上，也决不失约。这样的人，他怎肯极力吹捧燕国、秦国的声威而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