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者。字仲尼。鲁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贵族，迁鲁。初为小吏，后聚徒讲学。周游列国。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有《论语》二十篇，为孔门师徒问答，其他言行散见于先秦诸书籍。自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本日参观曲阜孔庙孔林。这是他第二次来曲阜。早在三十年前，即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来曲阜。1936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此事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青年的壮游记忆犹新。在由济南赴曲阜的列车途中，毛泽东浮想联翩，神思当年意境，又和陪行人员谈起这段生涯。
今非昔比。毛泽东现在是共和国主席。他又是那么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因此，在曲阜孔庙，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说：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七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又谈起了孔子：“‘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制，被他放逐，代理其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段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61、1162—1163页）
毛泽东对孔子极感兴趣，自己的读书生涯，也是从孔子光圈下的私塾和蒙书中走过来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谈话中经常谈自己受孔子的影响。他曾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1964年8月，毛泽东在和周培源等谈话时又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毛泽东熟读孔子的书，谈论孔子几达七十年，仅《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所引用的《论语》就有二十二处。可以说，孔子是毛泽东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
二十世纪前期，在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毛泽东也对孔子作了有力抨击。在长沙《大公报》以及己所创办的《湘江评论》里，针对孔子和封建主义写了很多文章。如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临时增刊》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就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主持农讲所期间，又说过：“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就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但那时的毛泽东没有否定孔子，认为孔子对社会和国民心理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十年后，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302页）
毛泽东提倡研究孔子，一以而贯之。1938年，他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重要讲话、著述里谈及孔子及其言论，也在与干部、群众的谈话、书信、题词中提到孔子及其言论。他对孔子的主流是肯定的，赞赏的。孔子自有他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
1939年春，陈伯达写了《孔子哲学》。毛泽东读了两遍，并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表示此书“大体上是好的”，但也提出商榷，商榷的多是陈伯达对孔子学说认识不足，有贬低处。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又说，“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两天后，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修改稿后，又提出“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几年后，他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再次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