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被后人称为“盛世”的，倒有那么几个时期，所谓汉唐气象、宋明初治、大清百年之类。通常，作为一般规律，盛世往往有被过分夸耀的一面。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眼里，盛世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惯用称谓，是对德政的一种护符，是对官方文书的一种装饰。他还讲到一个观点，对当时百姓而言，盛世带给他们的真实感受究竟如何呢？我们现代人很难断言。由此我想，对汉武盛世的历史真相，我们也应注意这个角度，那就是不要被过去的官方文书所蒙蔽，要超出这个之上。我们要看待盛世的问题，就得从社会底层、从百姓的自身感受来关注。在这个视野之下，我想，汉武时期的盛世，是在“盛世”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的是政府危机。百姓流离，起义频发，这就是汉武盛世的背影。
首先是兵连祸结，百姓因此付出惨重代价。汉武帝的军事征发，前文曾经讲到，这是他建立强国优势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那么，生活在汉武统治下的臣民，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残酷。看看贾捐之的一番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去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无人倾诉，就是说哭告无门，他们要给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尸首，只好遥拜，这是何等悲惨的局面！所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要看到。
其次就是汉武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汉武非常喜欢搞大型土木建设工程。汉初建的宫殿很少，因为萧何建了个未央宫太过壮丽，还受到汉高祖刘邦批评，此后文景时期基本没有大宫殿建筑出现。但是到了汉武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兴土木，建造了若干宫殿群，把原有的甘泉宫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等，规模都非常大，气势宏伟。甚至，他还在建章宫、明光宫和未央宫三者空中建成了相连的阁道。汉武率领着他的一批后宫佳丽游走其间，可以不经过地面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费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所以，汉武时期的社会危机，有的是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有的纯粹是汉武自己出于专制君主一人的私欲。此外还有求仙。汉武为此被多少方士骗过呢？但是他一直乐此不疲，国家再穷，也要想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供养这批方士。其中的那个栾大，汉武还封他做什么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并封了侯，又把自己女儿下嫁给这位，亦即招了驸马。到了这种程度，花钱花得是太多了，还赔了女儿！所以，汉武时期经济的困境，与长期战争有关，也与这种专制君主个人奢侈腐化的生活直接相关。
因为统治者的暴戾恣肆，奢侈糜费，连年征战，导致老百姓徭役繁多、负担沉重，加上水旱虫疫等自然灾害、疾病死伤等罹遭大难，广大农民生活艰苦、人亡家破，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流亡。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史书上类似记载还不少。而且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原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即今山东、安徽、江苏、河北、河南一带，都有贫苦农民揭竿而起，打击当地官府和豪强。虽然最终他们都被镇压了，但都是对汉朝统治者的抗议和斗争。
第三个危机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即戾太子兵变。这也是汉武晚年一场最大的政治惨案。戾太子刘据为人排斥，但这也与汉武不愿交出自己的权力直接相关。汉武做了那么久的皇帝，其太子做继承人也很久，到后来竟被人诬陷，说他用巫蛊之术陷害父皇。汉武对他产生了怀疑。太子要面见父皇给予解释，汉武却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英明睿智之君，竟也有如此糊涂的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来人毕竟是人，不是神，怎么可能时时刻刻都很清醒？人到暮年，难免昏聩啊！太子在情急之下，无计可施，狗急跳墙，只得起兵捍卫自己的生命。汉武下令征讨平叛，一场上层军事滥杀由此产生。一番战乱下来，几千人被杀，百官牵扯其中很多，事后朝廷臣工位置半空。在后来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上万人被株连。这直接动摇了汉武后期的统治。
汉武帝和秦始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秦皇最后导致亡国，而汉武尽管晚年也有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政治问题，却还是平安地把政权过渡给了后继者。为啥？应该说，汉武晚年尽管有些昏聩，却也不乏英明。他搞的“轮台之诏”，就是由桑弘羊等人奏请，在西域轮台继续屯田。汉武是想说，他对以往多年的征伐已有悔恨之心，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危机他意识到了。现在不再是进行战争的时候了，应恢复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重新休养生息。这标志着国家的发展重点已从原来的扩疆拓土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这个诏书公布后不久汉武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并没看到它直接产生的作用；但他的后继者却因为有了它的存在，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家的施政方针大纲转向和平建设。所以后来出现了一段恢复发展时期，也就是西汉第二个盛世——“昭宣中兴”。汉武有秦皇之失而无秦皇之败，关键就在他最终仍能审时度势，向着正确方向转轨，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对时局仍了然于胸，尽管已垂暮的有为之主。
(第十一节）汉武盛世的一段余音
汉武大帝前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庶；后好大喜功，对外发动战事，对内徭役繁重，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不断爆发起义。但好在因为各种有利条件，他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汉武见此情景，深刻认识到，如仍按此路子发展下去，将重蹈秦亡覆辙；遂做出明智选择，颁布著名的轮台屯田罪己诏书，公开承认过失并决定停止对外征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实行修养生息政策。传统社会，操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的国君天子能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错误，这需要何等胸怀和气魄！汉武的努力没有白费，衰败的经济得以恢复。他的继任者汉昭帝（公元前86—公元前74年在位）和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基本秉持其遗志。昭帝继位时年仅8岁，由汉武任命的霍光任辅政大臣，一切政事由其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继续推行修养生息政策，缓解战事带来的创伤，社会经济获得发展，吏制严明，这一时期汉代社会一度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可喜局面。
霍光（？—公元前68），字子孟，汉武帝元光年间出生于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汉武时期名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曾连续担任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辅政大臣。值得一提的是，昭帝继位时年纪尚小，小皇帝在施政方面须仰仗以霍光为首的股肱大臣们的献言献策。而宣帝能登上宝座，更是与霍光的努力分不开的。由于他的忠心不二、公正无私和知人善任，昭宣两世在他的辅佐下，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也让汉朝国运又迈向了一个高峰。《汉书》记载：“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有些传统史家甚至把他比作伊尹周公。但当代学者黄仁宇冷静地认为对其评价有些太过粉饰。
汉武帝尚在时，霍光初为郎，后任奉车都尉，负责保护汉武安全，“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由于他“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所以很受汉武信任，再迁光禄大夫。后元二年（前87）汉武病死，霍光接受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政大臣，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共同辅佐朝政，又以他权力最大，任大司马、大将军，行政、军事一把手一手抓，“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始元二年（前85）封博陆侯。此种情况有点像明朝的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且都能善始善终，寿终正寝（只在他死后，霍氏家族因犯谋逆，被诛，亦属两汉外戚之患一例）。在此期间，上官桀、桑弘羊等曾密谋废昭帝，立燕王旦，事发，被霍光杀。霍光在皇帝的信任下，一直辅佐政事长达13年，为汉朝的巩固及安定打下了一定基础。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得病去世。因他生前无子，其死后的皇位继承就成了霍光等国家干臣面临的棘手难题。当时尚存的武帝后裔，有行事不检点的儿子刘胥（昭帝同辈）；霍光等人对他表示失望，只好选择孙子昌邑王刘贺（昭帝子辈）。但荒淫无度的刘贺在来京路上，竟沿途掠取民间女子、财宝，胡作非为，才登基数十天，又被霍光等人废掉。霍光只好率诸大臣奏请太后，改立在当年汉武时期蛊惑之案中父母遇害而流落民间的刘询。刘询当时年仅18岁，是武帝曾孙（昭帝孙辈），即位后是为汉宣帝。宣帝是个感情专一，知恩图报的人。民间流落的经历，或多或少让他了解了百姓的疾苦，或许对自己的“平民”因子有所认同。他面见霍光“若有芒刺在背”（堂堂天子竟自卑、孤立到这等地步），其成语即出自此。3年后霍光病重，弥留之际，宣帝亲至其家探访。直到霍光过世，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感念他做为汉朝两代皇帝的辅政大臣，前后长达20年的辛苦贡献。亲政后，宣帝励精图治，任贤用能，又好刑名之术，重视吏治，轻徭薄赋，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等相继为相，赵广汉、朱邑、龚遂、尹翁归等皆以廉洁持法见称。
昭宣时期，基本可以看作是西汉初期无为及修养生息政策的继续，是汉武盛世的的余音。昭宣统治的30多年里，曾7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并6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离失所的农民重返故乡。而当郡国遇到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时，朝廷又全部免除了当年的租赋、徭役。昭帝曾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曾下令降低食盐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国库屯粮开始有了剩余。
贯彻一种政策，时间长了，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偏差。如何变通地贯彻汉武帝遗诏，由霍光领头，引发了一场关于“盐铁”垄断的讨论。霍光、桑弘羊召集了60多名贤良、文学与等剔，围绕着盐铁官营话题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讨论。最终还是由霍光等人商定，罢除了酒榷和关内铁官。时人桓宽所纂的《盐铁论》60篇，现在大家已耳熟能详，成为研究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范例。
有了好的制度和政策，还得有人执行。执行的好坏，关键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尤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还是“有治人，无治法”。因此，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显得越发重要。昭宣二帝都非常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例如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这似乎就有了荐举和引见的特征。宣帝还大力褒奖廉洁奉公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中选拔公卿大臣。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也有利于地方向中央输送人才。为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宣帝亲政后，也亲儒生、倡仁政，废除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对曾被武帝削爵的诸侯后裔加以慰问和赏赐，收揽人心。宣帝还专门设置了廷尉一职，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转危为安，再度兴盛起来。
昭宣中兴是在修养生息这条主线的指引下，前后主要由一个位尊权重，令行禁止，而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臣来辅佐，这就使得政策的执行具有一种惯性。作为三朝元老的霍光，以其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显赫地位，深得皇帝信任。昭宣中兴改变了汉武帝后期的经济不景气，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复苏和繁荣。
(第十二节）撒遍神州的璀璨都会
从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中国综合经济力量强大的城市开始成群出现，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撒落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勃兴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群的崛起。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耕地面积扩大，全国人口增多和迁移，农业、手工业大发展，商业随之发达，商品流通频繁，水陆交通便利，历史基础雄厚，居民和商品集中，加上不同经济区域的形成，为城市经济的勃兴提供了条件。再者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自己的都城，加之当时对商品经济的管理相对宽松，也为城市经济的勃兴提供了广阔空间。到秦汉时期，各诸侯王国首都、郡县治所，亦成了其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和文化枢纽中心。此时形成的城市，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政治型、综合型、流通枢纽型、手工业发达型、商品集散和贸易发达型、边贸型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首都所建城墙规模宏大，大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证实。秦统一全国后，各王朝的首都修筑城墙已成定例，且都城范围愈来愈大、城墙愈来愈坚固。作为地方性统治中心，从汉代起，普遍筑城也成为定制。《汉书·高帝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从此后，县级以上的城市就无不筑城。各级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市，也无不修建城隍庙，以祁求神灵保佑。此外，中国的经济城市往往亦有政治功能，但终究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经济都会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以前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共计13个。有些虽然是首都，但由于经济发达，也被划为经济都会。
本文仅以见诸《史记》、《汉书》记载和介绍的经济都会（城市）为主，来说明中国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那时的城市，主要是集中在北方地区，江南开发还比较迟。北方的城市，主要是春秋战国几个朝代的国都，以及秦汉诸侯王国的京城和郡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这对“双子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