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后，它对我国的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我国历史上虽有过几次分裂，文字发展亦有演变，但文字却一直是相对统一的。尤其是隶书的出现，把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象形性的秦篆进一步符号化、系统化，成为汉字发展史上一大发展。实际上，隶书就是此后历朝出现的各种字体，以及今天还在广泛、普遍使用的各种字体的基础，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变为今体的里程碑。到了汉代，隶书就完全代替了篆书，进一步发展成了后世与今天的楷书、行书、草书，以及魏碑、宋体、仿宋体等。
为建立统一的法令制度，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史记·李斯列传》），对原有秦律进行修订，并参照六国律，在全国颁行统一的法律令。修订后的秦律现已散佚，无法了解它的全貌，但从现存有关的文献，以及出土的部分秦律，仍可大致知道其“繁”与“酷”的两大特点。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1000余支秦简中，抄录的法律条文还只是秦律一小部分，便律名多达29种，涉及面相当广。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此外，秦律还以“酷”著称。秦律的核心是刑法，承袭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并加以发展。五刑可归纳为死刑和肉刑两大类。秦朝的刑法，除了这两大类，还有罚作、迁刑和赎刑，共5类。每类根据不同论罪方法，又可分为若干不同刑种。秦朝刑种繁多、刑法严酷，是统治者压迫人民、镇压敌对分子的暴力工具。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蓝本。它们对于维护皇帝神圣权威，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民间故事。笔者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平时爱唱的一首民歌中就有这么一句。孟姜女自然是秦始皇治下的一介普通平民少妇（不过在一些乡闾传说中描述她有多么美丽，而始皇后来见了她甚至大起色心，而她又很贞烈，拒绝污辱，最后赴死云云），史书上并不知她原籍何地。可前些天我却发现，在湖南澧县城南的嘉山之巅竟有一座孟姜女贞烈祠，并说她就出生在此处附近；而且管辖澧县的常德市区内还有一条孟姜女大道。嘻嘻，孟姜女也要成为咱的湖南老乡了，为“惟楚有材”、“人才辈出”的三湘大地再添一位女性豪杰。但这无非是根据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地方传言，而将其大加炒作，为本埠增加几个历史名人，既面子光荣（可是像秦桧、严嵩、汪精卫之类坏分子，大家又惟恐他是自己老乡，且干脆讳莫如深了。但也可以“翻案”）又谋求商机吧。
据说当初秦始皇征集的建筑长城的数十万民夫中，就有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而且他俩还是新婚夫妻，两人非常恩爱。范喜良却被心狠的秦朝衙役兵士抓壮丁，野蛮地掳掠而去，赶往很远的长城脚下干苦活去了。一段时间过后，孟姜女思念丈夫、担心丈夫冷否饿否累否病否，于是不远万里前往寻找，并为其送寒衣送小吃（莫非还有干红辣椒？）。但待她跋山涉水、经风顶雨、饥渴交加、辛辛苦苦赶到工地上时，她的范郎却早已因工伤离开了人世，而且连尸首也给埋在了长城底下。真是晴天霹雳，孟姜女不免悲从中来，猛然一声大哭，嚎啕欲绝，令天地变色、神鬼共泣。突然“轰”的一下，长达八百里的巨墙在这让人肝肠寸断的哀痛哭喊中齐刷刷坍塌，那巨响完全是惊天动地，那壮观神奇的一幕简直是举世无双。于是，范喜良的遗体便露出来了。孟姜女又是一阵悲天抢地的痛哭。安葬好丈夫以后，烈女孟姜也不想再活了，于是纵身一跳，消失在幽蓝的海水中……（今山海关附近也有一座孟姜女庙。）
其实，在秦始皇主持下，历时10年修建的万里长城（从西到东延袤12000里），蜿蜒盘旋在北中国的崇山峻岭上，仿佛巨龙腾跃，据说在太空上都能看到，本来是我国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巨大的创造力，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伟大成就，甚至刚刚被国际上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且在当时正是为防止匈奴不断侵扰而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许多年来起到了很大的军事作用，尽管劳民伤财、人死无数，应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像这么一个旷古巨制，却屡屡被后人当成炮弹攻击秦始皇，控诉他的残暴、独裁。这便使他原本已有的“暴君”之名更加广远传播，深入人心。而此人就是始皇时期的这个普通民妇——孟姜女。
但最近又有学界认为，孟姜女所哭的（不管是否哭倒）“长城”，实际上是山东境内原属于战国时齐、鲁国的一段，而不是秦朝的万里长城，因为在这里孟姜女又成了山东境内的人；秦朝的万里长城是把原来北方边陲燕、赵、秦三国的城墙连接延伸而成，而它与山东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关于孟姜女的传说，便完全是后人的以讹传讹，或者是有意栽赃我们的嬴政先生了。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虽然确实有很多缺点、罪过，但是，他连接原燕、赵、秦三国的城墙，形成东起辽东（今朝鲜国境内），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的万里长城，成为屹立在秦王朝北方的屏障，是很了不起的壮举。战国时，为防止匈奴、东胡骚扰，秦、魏、赵、燕都已筑有长城。早在秦昭王时，便在陇西、北地、上郡筑了长城。秦始皇则调发大批人力物力，在几国原修长城的基础上，经过修葺、增补、新筑，把北方长城连接在了一起。
万里长城被称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乃至是全人类伟大工程的代表之一，它在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矗立，巍然如险峰，蜿蜒如巨龙，形象庄严，气势磅礴，构成一道坚固、高大的藩篱，隔绝了境外的猎猎风尘和滚滚狼烟、凛冽寒潮和刀光剑影……修筑长城，在当时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徭役负担，然而，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有力地遏止了北方匈奴、东胡的骚扰，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不但对保障内地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其浩大的工程本身就是一项奇迹，经过后世历代尤其是明朝的修葺和重建，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万里长城的修筑，使秦朝的天下成了更加名副其实的“天下”。而另一点使秦朝的“天下”更名副其实的，就是它在水陆交通系统上的构建和完善。
先说水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秦朝后，即马上派出多支部队继续向江南塞北挺进，以拓宽疆域，清除边患。为增援进攻南越（今广东、广西境内）的秦军，始皇帝于公元前214年命史禄将军自今湖南零陵至广西桂林开挖了一条运河，长约30公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支流，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工河道工程——灵渠。灵渠为沟通古代南北交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货物可以直接经水路从黄河支流畔的咸阳、西安运到珠江口的广州。秦始皇正是通过它及时输送了大量粮草兵马，经过了好几年的战争，才最终征服了岭南的那些地区。此后许多年，灵渠一直在历朝历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的作用。至今它还在发挥着灌溉、分洪、旅游等重要用途。
除了灵渠运河以外，秦政府又在黄河与淮河的支流颍水之间，开凿了另一条同样重要的人工河道——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鸿沟运河，也就是现在的贾鲁河（还曾叫过汴河，今河南境内），它连接黄、淮两大水系，再从淮河转入长江，在航运灌溉上都有高度价值。
在泾水与洛水之间之间修建的郑国渠，则既是关中漕运的重要航道，又灌溉了农田400万公顷，使关中农业受益达千年之久。也就是说，这项水利工程，既是重要的水路交通，又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个措施。
还有更重要的是陆路交通。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封建割据、加强守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及边境地区，设堡垒、筑关塞、修堑隄。如楚国为防韩魏而修方城，魏国为防秦而沿洛水筑魏长城，赵国为防魏齐而沿漳水筑赵长城。在秦朝统一后，它们都失去了意义。加之当初修筑这些城墙时，或依山，或傍水，形成了关卡，严重阻碍了交通。再者，各国内虽都修有大道，但宽窄不一，也给交通带来了不便。秦始皇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全天下的一体化，下令拆除了这些阻碍交通的设施（包括城墙、关塞、堡垒等），并决通了那些以邻国为壑的不合理的隄防（即上文提到的《史记》中所云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这些封建割据者的屏障和人为的关隘，对加强大帝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经济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国驰道干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齐燕，一条向南达到吴楚。“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两条驰道都筑以很高的路基，并用金椎夯实，十分牢固，而且宽阔平坦，利于快速通行。驰道宽为50步，道旁每隔3丈（10公尺左右）栽青松或翠柏一株，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林荫大道”了。
公元前212年，为防御北方匈奴的袭扰，秦始皇又命一代名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直道从咸阳北附近的云阳出发，经过今淳化县北达子午岭，循主山脉而行到定远县南，再由此东北而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南，达到今包头市西南的秦代九原郡。直道全长1800华里。这条直道从公元前212年动工，到公元前210年完成，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由于它一半开凿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沿途开山凿壁，填塞谷壑，工程艰巨而浩大。
秦始皇还派将领常頞在今云南、贵州偏远的地区修筑了一条道路，因为它较驰道略窄，约有5尺宽，故称“五尺道”。在通往番禺（今广州）的南越之地，还修建了一条攀越五岭的新道。
这些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向周围呈辐射形状，像蜘蛛网一样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简直称得上是当时的“国道”、“高速公路”。五尺道与新道虽然想对而言窄一点，但对加强南方及西南民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的统治之下，把关中、四川、云贵连为了一片，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同时，前文还提到，在治道的同时，秦始皇还下令“车同轨”“舆宽六尺”，进一步便利了交通往来，加快了武装部队的机动性，促进了各地区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对于消除诸侯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为加强对百姓和文人的控制，巩固王朝的政权，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武方面采取销毁兵器，在文方面实行焚书坑儒。从前者说，为了防止天下人民的反抗，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以外，嬴政下令收缴世间所有兵器，铸成各重24万斤的12个铜人立于其阿房宫前，以贯彻他“中土将永不见兵革”的决心。按照传说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在甘肃境内的临洮发现有5丈高的大人，足履6尺，都穿夷狄（即当时少数民族）服装，一共12人，所以始皇帝才将收缴的兵器铸成12个铜人。这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千古著名“暴君”的两桩特大“罪行”之一（另一个就是修建万里长城、阿房宫和骊山陵）。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后，开创封建中央集权制，推行一系列法教政令，引起朝廷内一些人的非议。这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争论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斗争，并演变成震惊全国的焚书与坑儒事件。事情的起因还是围绕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王朝的政治体制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秦朝究竟应实行何种政体，曾经在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分歧非常严重。早在秦朝刚刚建立之时，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双方还有过数场针锋相对、尖锐激烈的较量。但是这种分歧一直没有消除，因而引发成了公开的斗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在一次庆祝军事胜利，宴赏文武群臣的酒会上，仆射（博士长，一种官职）周青臣盛赞立郡县、废分封，颂扬始皇帝的威德功勋前无古人。嬴老头被这番马匹拍得飘飘然，得意得很；当然也更加专断跋扈，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逆龙鳞”的劝谏。这时，博士淳于越却公然站起来，很不识趣地指责周青臣为“面谀”，认为不恢复分封制，就无法使秦的统治长治久安。这个既保守又迂腐的书呆子，大概是喝多了点酒，一时激动，胆子大起来，就什么想法都甩出来了。
秦始皇最信任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这时已荣升为百官之首——丞相。他针对淳于越的看法，称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很不应该。他们以“私学”诋毁“法教”，指斥朝政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造谣诽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必将削弱皇帝的威权，臣下也可能结成反对的派别。李斯议论的核心问题，即“私学相与非法教”，有碍于“定一尊”。于是，李斯主张禁私学，焚《诗》《书》（即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类），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李斯的建议还包括：1，除了《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余的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一律限30日内交官府烧毁，逾期不烧即处以黥刑，罚筑城4年的苦役；2，凡议论《诗》、《书》的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举的与犯禁同罪；3，禁止私学，愿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
秦始皇基本上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诏令付诸实习。（可悲又可怜的“博士”淳于越自然首当其冲，大祸临头，被当场杀了头；而且，按照李斯的建议，以古非今的灭族，则他还要连累全家也跟着被满门抄斩。）这样以来，大规模的焚书令使得许多古代典籍都被付之一炬，到处浓烟滚滚，连续烧了一个多月，其中六国史籍的损失最大。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各种学派的言论遭到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杜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使长期积累的大量丰富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唐朝诗人章碣曾作诗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