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6 狂傲清高重在“真”
其（狂者、狷者）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牵就。
——《道德为人生艺术》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立登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两首诗的评价，他认为这两首诗虽然语言粗鄙，但是依然是上乘之作，因为感情真挚。同样，梁漱溟认为狂狷者表现的是各自的真性情，因此值得赞赏。
狂者就是非常豪迈，不拘一格；而狷者则清高自守，有所不为。但是他们对待生命都很认真，是“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的。嵇康赤膊打铁，还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去酒家喝酒，有时一醉就卧倒在酒家女脚边，而且听闻母亲死了，还坚持下棋，最后吐血数升。对此，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分析说：
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梁漱溟先生认为，狂狷之人，在行为上虽然有偏，偏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他们真诚，“真的就好。”阮籍、嵇康等人是真孝，但是却用不孝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曹操、司马懿等人未必是孝子，却大张旗鼓地推行孝道，反而成了孔子所不齿的乡愿——道貌岸然，却是伪君子。
梁漱溟先生自己也是个狂狷之人。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中国香港时，梁漱溟先生九死一生，终于逃脱虎口。他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一个“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几人敢出这等言语？若说到少年狂妄，难免会想到霍去病。他睥睨天下，自负任性，时人多不喜欢他，他却独得汉武帝宠爱。霍去病曾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狂傲之极，然其中的一腔报国之情可感日月。在战场上，他也以自己的胆识和赫赫战功证明了自己的忠君爱国。
元朔六年，汉武帝发动漠南之战，当时的霍去病未满十八岁，却主动请缨。在战场上，他带着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以“长途奔袭”的战术首战告捷，斩敌二千余人，将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活捉，而自己却全身而返。凯旋后，汉武帝大喜，将他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中，霍去病在祁连山，所率领之部斩敌三万余人，俘虏匈奴王爷五人以及匈奴大小阏氏、匈奴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六十三人，匈奴人唱出了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元狩四年的“漠北大战”中，霍去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的损失数量，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最后封狼居胥而归。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而与他同一时代的李广利，靠着妹妹李夫人之宠而当上将军被封侯，他并没有霍去病那般狂傲，而是小心地逢迎着汉武帝。但他本无多少才学，在几次战役中不知道葬送了汉家多少好男儿，最后投降匈奴。
李广利就是梁漱溟说的那种人——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而霍去病，虽然因自己的脾性得罪了当时很多的权贵，他却是真正的大丈夫。就像老舍的话剧《茶馆》里的常四爷，虽然他愤怒地感慨：“我看哪，大清国要完！”但是只有那些以各种名目逮捕人的当局者才会借机诬陷他。
文质彬彬之人自然好，把自己生活的进退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能表现出自己的真性情，也不会招致他人的不满或者误解。但是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认为的“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