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3 练就沙里识金的敏锐眼光
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归国杂感》
人才，无论何时都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想发展，就要多多网罗人才。几千年前，汉王刘邦就曾击筑高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方面君王求才若渴，一方面英雄却往往郁郁不得志。《红楼梦》中贾雨村用“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中待时飞”道出了千百年来有才华、有志向者的心声。可见，人才急着被发现一展自身才华，选拔人才也是一大难事，既要有理性的头脑，还要有敏锐的眼光，非有大智慧者不能为之。
胡适在选才荐能方面做得很出色，他强调英雄不问出处，有才能就任用。胡适慧眼识珠，被他推举荐任的人才难以数计，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任用王国维。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洋洋洒洒写下880字挽词，其中称赞胡适“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的谦和雅量》记录了胡适和王国维的交往经过。
今天的人对王国维是最熟悉不过的，可以说知词者必知王国维。他“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说法，被无数人认同、传诵。不过民国时期的王国维并不走红，他虽为 “帝师”，却时逢清王朝衰败。在轰轰烈烈的新时代背景下，谁能正眼看一位留着小辫子、貌不惊人的遗老？
满腹才华的王国维，似乎被时代所遗忘了——他也拒绝接受时代的变迁，他是属于清廷的，属于一个没落的皇族曾经的辉煌。
胡适发现了他。胡适留美回国后，对中国文化现状做了全面考察，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觉了王国维的惊世才华，他在《归国杂感》中写道：“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对王国维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认真品读。他还写文章不吝赞美之词夸赞王国维在学问方面的建树。
1923年12月16日，胡适特意去拜访王国维，切身感受到了他杰出的才华。
胡适在日记中记录，那次会面他们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清代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是东西方的文化比较问题。
胡适认为，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却不这么看，他举戴震为例，戴震既是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又是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很是赞叹，在王国维面前，胡适感到了自己学问的浅薄。
胡适曾以为，王国维在文化方面应该是保守的，没想到王国维与他谈起了《薛家将》中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原来他也懂得古希腊悲剧中的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绪’、“哈姆雷特情结”。
之后他们又聊起了电影，王国维说在中国戏曲舞台上，三五个人就能代表千军万马，而美国人拍电影，为了表现战争题材要用地千余亩，耗费几百万美元真枪实弹地拍摄……
王国维深厚而宽泛的知识震撼了胡适，两人越聊越投机，第二天 ，王国维回访胡适，双方更加深了了解。
1924年，清华大学想聘任胡适。胡适不想离开北大，就向清华方面推荐了四位大学问家：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后因章太炎不就，改聘陈寅恪)、赵元任。
当时梁启超、章太炎、赵元任要么少年得志、要么学贯中西，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前朝帝师王国维灰头土脸地出现在这份名单中，显得不伦不类。
清华方面对此提出质疑，胡适专门陪同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登门拜访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就致信胡适，表示愿意高薪聘请王国维。第三天，曹云祥又邀请胡适与王国维一起到清华用餐，商量聘任事宜。
溥仪这时已经被赶出了皇宫，王国维失去了“南书房行走”的差事，他很需要这份工作维持生活。但是，他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曾为“帝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那个时代的人以与封建的东西扯上关联为耻，胡适顶着压力去联系溥仪和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协助做王国维的工作。然后，他又请清华方面根据王国维的情况安排课程，还去找王国维解释清华方面的安排。
几经周折，王国维终于为胡适和清华方面的诚意所打动，同意去清华任教，成为清华“四大导师”中第一个进驻清华园的人。
大文学家韩愈感叹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确实，王国维是稀世人才，而能把他从历史的锦灰堆里扒出来，胡适的眼光让人叹服。
胡适生活的时代，社会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一切都在变革，对新的世界的渴望使人们盲目地否定一切旧时代的东西。拥有超前的眼光难得，拥有反思的眼光同样难得。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引领文化走向新方向的同时，不忘从旧文化中撷取精华。
人才有超凡的才能，但这才能往往掩饰在极为普通的表象之下。发现人才就是个知人、认人的过程，既要有丰富的知识来丈量那人“知识的含金量”，还要有敏锐的眼光穿透朴实的外表看透其非凡的潜力。发掘人才，既考验人才，也考验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