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朋友不分贵贱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南方人有才呀!你身居茅屋，心怀天下，是难得的一片赤子之心。
——《胡适的谦和雅量》
人人都希望有真挚的友情，友情如甘露滋养干涸的心灵，如美妙的音乐填满心灵的寂寞。友情不能用金钱度量，于利益无关。所谓友情，是平等的人们之间离开了利益关系的交易。真正了解友情的真味的人，不会因为一个人道德低下有高贵的身份地位就极力去巴结，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有高贵的灵魂却生活困窘而不屑一顾。
1960年，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台大医院。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在邻室住院，一天，梅贻琦的夫人送芝麻饼请胡适吃。胡适拿着饼兴高采烈地到梅贻琦的病房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的杰作，你们怎么认识他的?”梅贻琦为老朋友的孩子般的天真哈哈大笑，反问说：“台北那么多卖芝麻饼的，都是你的朋友呀?”
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往往会意外，一个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个是背着铅皮桶在台北街头卖芝麻饼的小贩，他们怎么会成了朋友？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那一年的10月23日，胡适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署名袁瓞。
袁瓞是江苏清江人，曾在上海一所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屡屡遭遇坎坷，只得靠卖麻饼为生。尽管生活窘迫，袁瓞却很爱读书，尤其喜欢研究英美政治制度。袁瓞遇到几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向最精通英美政治制度的胡适求教：“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
一介布衣与素不相识的大学者探讨，袁瓞对胡适是否会回应没有抱多大希望。然而仅仅两天后他就收到了回信：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 四八，十，廿五夜
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胡适对上进青年的爱护和殷切的鼓励，一段大师与小贩的友谊由此开始。不久，胡适邀请袁瓞到“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胡适用接待所有的人包括达官显贵的热情，接待袁瓞；朴实的袁瓞用手巾包来了几个黄灿灿的芝麻饼送给胡适品尝。胡适接过芝麻饼，香喷喷地嚼着，对袁瓞的手艺大加赞赏，两人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亲热地交谈起来。
胡适贵为博士，位列高官，却不以与身居茅屋的小贩相交为侮，还对他赞扬有加，足以让一些只会打着友情的旗号趋炎附势者汗颜。他与袁瓞的友谊证明，真正的友谊可以跨越任何距离，使心与心相通，让不同生活环境的人获得心灵交流的乐趣。会享受这种乐趣的，不仅胡适一人，爱因斯坦也曾以与一位园艺工人讨论演奏小提琴为乐。
爱因斯坦因提出相对论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为了科学研究，他的爱好只保留了两项，一个是散步，一个就是拉小提琴。在小提琴悠扬的旋律中，爱因斯坦如痴如醉。
“先生，有一个音是不是拉得太高了?”说这话的是位园艺工，他每周来一次爱因斯坦家帮忙修剪草坪什么的。他长相粗鄙，一看就知道是个缺乏文化素养的劳动者，天知道他是怎么通晓音乐的。
爱因斯坦这阵子也老觉得自己拉得走调。他闻声停了下来，饶有兴致地向园艺工讨教起来。
过了一个星期，又到了园艺工上门的时间，他如约向爱因斯坦家走去，却见爱因斯坦笑眯眯地恭候在门口了。“你再听听我拉的小提琴怎样了。”爱因斯坦说完就操起了琴弓。
听完演奏，园艺工又认真地提了些意见。爱因斯坦像个小学生似的边点头边思考。
园艺工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爱因斯坦先生，我对音乐并非全懂呀!你对拉小提琴如此喜欢，去请一位专家来指导不是更好吗?”园艺工不好意思再当科学家的老师了。
“不，”爱因斯坦连连摇头说，“我找过他们，可他们总是夸奖我……”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有一次，美国总统打电话来，要拜会爱因斯坦先生。“我另有约会，请改日再来吧。”
爱因斯坦说的这个约会，其实就是那位园艺工人要来修剪草坪。
爱因斯坦的琴声打动了园艺工的心扉，他的坦言又使爱因斯坦接纳了一份真诚。两颗坦诚的心一拍即合，共谱了一首友谊之曲。
就如同欢乐不分大小，朋友也没有贵贱之说。胡适认为，所谓的高低贵贱的想法，只能使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使本就孤单的心灵更加孤独。平等、真诚的对待别人，才能得到同样真诚和善的心灵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