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渊源
(一)篆刻的含义
篆刻，原指雕刻。《法言》中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引申为精心刻意写文章。《文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篆刻为文，三冬靡就。”后约定俗成指镌刻印章。一般都用篆书，先书后刻，是书法与雕刻相结合的艺术。所以，篆刻就是篆而刻之的意思。先秦至唐，多用金属和晶玉刻印，也有少量石印，一般由专业印工镌刻。宋代时，米芾、钱选等书画家自书印文，再请印工镌刻。明代起，便于刀刻的印石被大量运用，很多文人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篆刻创作，使篆刻由实用发展成一种专门的艺术，产生了许多有成就的篆刻家，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流派，同时印谱和论著也日益增多，成了与书、画相提并论的具有高度欣赏价值的传统艺术之一。
篆刻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印章。印章，简称印，就是图章，印信。《说文解字》中解释：“印，执政所持信也。”清段玉裁注云：“凡有官守者皆曰执政，其所持之节信曰印。”《周礼·地官·掌节》：“货贿用玺节”注云：“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汉旧仪补遗》云：“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文曰‘印’”。见诸于传世印文中，最早的有战国“上师之印”等。
篆刻学，亦称“印学”，是专门研究篆刻艺术之技法、发展历史及各种流派艺术理论的学科。
(二)印章发展进程
中国的印章有一个由示信的工具、权力的象征而逐步登上艺术殿堂的发展道路。印章，在其产生和使用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主要是作为实用品，而且制作印章也不属于专门的艺术创作。但是，尽管如此，它都表现出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制作技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
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来看，我国早在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经盛行刻字手艺，并已出现了“古玺”这种权力的信物。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安阳殷墟出土了三颗铜质的玺印，据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章，其印文分别是“亚禽氏”、“□□子亘”和“瞿甲”。这三颗古玺显得古拙粗犷，文字安排甚为考究，具有朴素的艺术美，可谓独具匠心，天趣自然。
西周以后，以青铜质为主的印章大为兴起，上面刻铸大多为当时使用的“籀书”。“籀书”，一般是指古代书体中的大篆。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达，代表私有制的玺印愈加盛行，官印和私印均已出现。官印是官员执政的用印，其用义与现今的公章相似；私印是随着历史发展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代表个人凭证的信物。此时的官印雄健奔逸，私印俊秀朴拙，艺术性越来越强。从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古玺，印形更趋多样，有正方形、矩形、长方形、圆形、三角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印文则有白文(即阴文)，也有朱文(即阳文)。白文印的边框有“口”字形、“日”字格、“田”字格及圆框加方框、方框加圆框等。除了官印、私印，还有以吉祥语句入印的词句玺，也有印面为走兽、鱼雁等图画的肖形玺。无论是白文印，还是朱文印，其印面布局大都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如白文官玺“左中军司马”，右三字，左两字，中间隔开，有疏有密，配合自然；白文官玺”都左司马”，印文大小不一，相互挪让，参差错落，具有相当的水平。当今的篆刻家无不从战国古玺中吸取艺术营养。
秦代是由“籀书”文字演变为“篆书”文字的时期。秦篆一般称为小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与经济的需要，命丞相李斯改革文字，把和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废除，把原来秦国笔画繁复的文字作了些删减，并增加一些新字，固定了偏旁、部首，使汉字的结构基本定型。同时，出现了专门用于制造玺印的“摹印篆”，以适应方形的印式。秦代印章，风格多样，古劲苍秀，较战国时代又有所发展。传世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官印、私印均有。印式多为正方形带田字边框，也有日字格的长方形印(又称“半通印”)，还有作圆形、椭圆形、横长方形的。文字多半与秦诏版、权量的文字风格相近，书法挺拔圆润，精妙秀丽。秦代有一路私人用的小玺，结体疏密相当，巧俏别致，印文甚精，尤为招人喜爱，后人称之为“秦小印”。
汉代印章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印章发展史上空前辉煌灿烂的时期。汉代印章绝大多数是白文印，边框逐渐去掉；也有朱文印和朱白相间印。印文的笔画在秦印文字的基础上加以屈曲延伸。其文字介乎于小篆和隶书之间，是较为方正的入印文字，后人称这种文字为缪篆，也有称其为汉篆的。除了以缪篆入印，还有用鸟虫篆入印的。其印文以游鱼、鸟头、虫首融合文字，作富有图案性的装饰，给人以变幻莫测、行云流水之感。汉印的基本特征是平直方整、工致端正，并在工整中求变化，或平实，或浑穆，或方刚，或峭拔，或圆转，或盘曲，风格和手法各不相同，极富欣赏趣味。另外，汉印中还有一方印章中有多个印面的多面印，印文各不相同。汉印以铜印和玉印居多。玉印是用玉凿成的；铜印有铸的，也有凿的。凿印多用于将军印，因急于任命军中官职而不能从容制作，刀痕明显，故称“急就章”。无论是铜印还是玉印，无论是凿的还是铸的，都具备汉印那大方浑厚、外朴内巧的特质，行家对汉印概括为：方中寓圆而刚柔相济，粗细相同而疏密得当，拙中寓巧而自然舒展，增减笔画而不脱六义，挪让屈伸而巧拙天成，轻重疏密而虚实呼应，朱白相间而增添新趣，其风味平淡、醇醪，久而不失其味。
魏晋南北朝的印章形式大体上承袭汉印，官、私印均以白文为主，文字亦与汉印大致相同，但书法的风格与汉印略有差别，印文较为瘦劲，多字印数量较多。“魏率善羌仟长”和“晋率善胡仟长”等印属魏晋时代的官印，印文以方为主，方圆相济，气韵十分生动。相比之下，南朝刘宋官印，文字较显草率。如“郫县令印”、“庐陵郡丞之印”即是。南齐的官印出现了朱文印，且形体扩大，如“永兴郡印”，开创了隋唐官印形制的先声。
隋、唐、宋、金、辽各代，官印的尺寸明显增大，并且全部改用朱文。由于官印尺寸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置丧失了汉篆的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一些笔画少的字进行屈曲盘绕，形成了所谓“九叠文”。元、明、清官印，基本沿袭这种格局。印学界普遍认为，这种“九叠文”的官印，从书法和篆刻艺术的角度来看，已失掉我国传统文字之美，破坏了秦汉印朴茂雄厚的气概，对于学习篆刻的人来说是不足效法的。
唐、宋时代，文人中开始有人自己篆写印文、自己动手刻制印章。如朱文印“米芾之印”、白文印“元章”据说就是宋代画家米元章所刻。元代还时兴一种画押印，后世称作“元押”。元押有如今天人们的签名，是个人专用记号。有的仅一汉字，有的仅刻花押，多在长方形印面上，上刻楷书姓氏，下部兼刻花押。此外，尚有圆形、葫芦形、鱼形、鼎形、琵琶形等不同形状的押印。这种押印，文字大多古拙凝重，在艺术上亦有可取之处，故明、清时代仍有人使用，并为印家所重。
自唐代开始直至明朝中叶，由于印章艺术受到九叠文的冲击，秦汉印的优良传统呈现一段较长时间的衰微。自宋代米芾始，印章艺术渐渐进入文人领域。之后，元代赵孟頫自制篆文印，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圆朱文”。吾丘衍与赵孟頫为文字交，他主张治印以小篆为基础，所著《学古编》是我国最早的印学理论书籍。后世见到的他的篆刻作品“吾衍私印”、“布衣道士”两方白文印甚得汉印神髓。他们的实践活动为明代中叶以后印学的崛起、使印章由实用艺术发展为欣赏艺术，起到了重大的铺垫作用。元人王冕治印亦参法汉人，其“王冕之章”、“王冕私印”、“会稽佳山水”等几方白文印意境尤高。
明清与近代是我国篆刻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印学界把明朝中叶以后的印学发展称作流派篆刻艺术时代。在此之前，印章大都是史官篆写印字，由专业工匠来刻铸。因材质坚硬，文人、书画家是不易刻铸的。虽然有的印章，印文出于书家、文人之手，但一般都通过专业工匠来铸造刻制。印石的使用，文人动手治印，游刃款款，得心应手，使得他们完全脱离了与专业刻工的合作，促进了篆刻艺术的高潮。而金石学的兴盛，又使文人在治印中萌生了“追秦汉”的意识，开创了印学发展的新纪元，进而呈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新局面。
明清篆刻艺术的开山祖当首推文徵明的儿子文彭。文彭治印，初用牙章，自篆其文，请别人奏刀。一次于无意中获得青田石(当时叫灯光石)四筐，从此不再用牙章，专刻石章。何震是文彭的学生和朋友，篆刻初学文彭，后来文人中兴起一股“汉印热”，他力攻汉印，强调从书法性的加强上提高印章的艺术性。文彭与何震篆刻的共同优点是，用涩刀摹仿秦汉印而又求新意，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富有金石趣味。其后又有丁敬开创的浙派，以及以邓石如、吴让之为代表的邓派，以吴昌硕为代表的吴派，以黄牧甫为代表的黟山派，等等，分别展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吴让之的沉着稳健，回味醇厚；赵之谦的奇思妙想，丰彩多姿；吴昌硕的古拙沉着，茂密雄强；黄牧甫的参差有序，寓巧于拙；齐白石的大胆泼辣，犀利苍劲，代表了近三百年来我国篆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总之，篆刻之所以成为与诗、书、画并行的艺术类别，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印章由实用走向了艺术的道路，是一代代艺术家在印章这块天地中不倦耕耘和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