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备了优势条件的基础上，尉缭再来精心运筹战争决胜的问题。在战略主张上，尉缭提出了“道胜”、“威胜”、“力胜”三大主张。《尉缭子·战威》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道胜”又称为“庙胜”，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尉缭对“道胜”有较多的阐述。尉缭认为，要掌握用兵的权谋，最重要的是必须对“道”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夫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之所极。”“兵道极”是什么意思呢？尉缭认为：“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尉缭特别注重决策的作用，特别注重“道胜”。他提出了一句名言：“高之以廊庙之论”（《尉缭子·战权》）。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主张“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尉缭子·兵权》）；“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尉缭子·十二陵》）——进攻时在于出敌意外，防御时在于巧妙伪装。总之，在作战指导上，尉缭是慎战派，进攻和防御总的要求是出敌不意和巧妙伪装。
为了实现“道胜”、“威胜”、“力胜”的战略思想和精心筹划、慎重举兵的作战指导思想，尉缭提出了许多共同的一般的作战原则。现分述如下：
指挥专一。《尉缭子·武议》：“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吴如嵩同志认为：“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吴如嵩的分析是对的（《尉缭子浅说·代序》）。
集中兵力。《尉缭子·兵权》：“兵以静固，以专胜。”尉缭认为要打胜仗，必须集中兵力，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有很强的机动性和对敌进行突然打击的能力。《尉缭子·武议》：“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故也，性专而触诚也。”水的“性专而触诚”，导致了“丘陵必为之崩”。“胜兵”之所以“似水”，是因为水的属性专一而持续冲刷，冲塌了丘陵。尉缭以水为喻，说明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尉缭“兵以静固，以专胜”的论述，同孙武的“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孙子兵法·九地》）的论断是一致的。
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尉缭的一个重要作战指导原则。先敌形成优势，是尉缭精心准备战争的重要一环。《尉缭子·战威》：厮杀没有开始、双方没有接触时，就能通过五个方面形成对敌作战的优势：一是朝廷决策的正确；二是挑选和任命得力的将领；三是部队迅速的军事行动；四是坚固的防御设施；五是布阵交战前的充分准备。尉缭特别重视在五个根本问题上的准备。他指出：军需储备不够充分，军事行动就不能进行；奖赏俸禄不够优厚，国民就得不到鼓励；武士不经严格挑选，部队就不能得到加强；武器装备不够精良，士兵就不能横行天下；军纪军法不够严明，士兵就不服从指挥（见《尉缭子·战威》）。尉缭还专门谈了城守战的准备工作。《尉缭子·兵权》说：“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则虽有城无守矣。远堡未入，戍客未归，则虽有人无人矣。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由此可见，尉缭关于精心准备战争的作战指导原则内容是很丰富的。
奇正造势。《尉缭子》是一部较早系统地论述“奇正造势”作战原则的军事着作。《尉缭子·兵令》阐述了运用正兵、奇兵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法，指出：“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尉缭倡议组建的带有奇兵性质的兴军、踵军等部队，以及他使用奇兵的方式，则是兵家“奇正”理论的具体运用。尉缭运用“奇正造势”原则，阐述了一般的部署兵力和使用兵力的办法。《尉缭子·勒卒令》指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还提出了“四奇之内者，胜也”的问题。他说：“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尉缭子·踵军令》）。何谓“四奇”？吴如嵩同志做了很好地阐述。他指出：“‘四奇’就是五军阵推演为八阵时，从‘四正’中分离、变化而成的机动部队。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中军、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古兵法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只是前、后、左、右军，即‘四正’。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军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分离、演化之后，就在前左、左后、右后、前右四个方向上部署兵力，称之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在‘四奇之内’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尉缭子浅说·代序》）
避实击虚。《尉缭子·战威》：“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即是说，先分析敌情然后行动，用以实击虚的办法取得对敌优势。《尉缭子·兵权》：“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法曰：‘独出独入，敌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谓也。”也就是说，对这种城邑空虚而资财穷尽的敌城，我军要乘虚而攻取它。兵法说：“我军进攻如入无人之境，敌人来不及交锋就已被打败了。”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先发制人。尉缭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敌不威接。”有一千人就能用权谋取胜，有一万人就能形成一种威力。先运用权谋，敌人就没有力量抵挡；先敌形成威力，敌人就没有威势接仗。尉缭征引《兵法》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先发制人。他说：“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尉缭子·战权》）即是说，所以用兵贵在先发制人。在这一点上做好了，就能战胜敌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就不能战胜敌人。
兵贵神速。这是尉缭重视的一条用兵原则。《尉缭子·兵权》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尉缭在这段文字里强调了集结兵力要快，接敌要快，进攻要快。关于攻击敌人要快，《尉缭子·兵谈》中还有一段话：“夫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故举兵而加······所加兵者，令聚者不得[散，散者不得]聚；俛者不得仰，仰者不得俛；左者不[得右，右者不]得左。智士不给虑，勇士不[口口]。兵如总木，弩如羊角，民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者胜成去。”
分类指导。尉缭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作战原则。对于“争私结怨”的战争，他主张即使迫不得已，也要“待敌贵先”，后发制人。对“挟义”的战争，尉缭主张“贵从我起”（《尉缭子·兵权》），先发制人，主动进攻。
城市的攻守。春秋战国时期，城市逐渐成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战争中防守的一方，往往利用城市的深沟高垒，据险不出，就可以阻止持冷兵器进攻的一方。这一战争中攻守情况的变化，使城市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城市的进攻和防守问题，尉缭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在军事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攻城的时机是：“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尉缭子·兵权》）如何判断敌“城邑空虚而资尽”呢？尉缭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去判断：第一，城防工事还没筑好，障碍物还没设置，虽有城塞也不能防守。第二，如果远处堡垒的敌军还没退入城里，守卫边境的敌军还没回城增援，虽有人也等于没有人。第三，如果敌人的牲畜还没有集中，粮食还没有收获，财物还没征收，虽有资财也等于没有资财。攻城的时机选择好以后，就要大举进攻。尉缭指出：“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尉缭子·兵权》）尉缭关于如何攻城的问题，徐勇同志也进行了分析，他说：“对‘挟义’的战争，作者则主张‘贵从我起’，先发制人，打进攻战。他为此提出了一套有益的作战原则，如实施长途奔袭，要进军迅速，‘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战争开始后，要抓住战机，见可而进，大胆深入。部队行动要坚决果断，‘救敌若求亡人，击敌若赴溺者’。同时要注意切断敌军通道，抢占战略要点，牢牢掌握主动权。如果发现敌军破绽，就要乘虚而入，‘卒聚将至，深入其地’，派主力部队以险关要塞为依托，出其不意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大城大邑，使‘敌不接刃而致之’，达到战略目的。”（《尉缭子浅说》第87页）《尉缭子·守权》指出：“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乃称。”这里指出了攻城一方部队的数量。
关于城市的防守问题，尉缭是从守城的准备、守城的策略、守城的权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尉缭认为，凡是守城的军队，出击时必须先在外城边沿修筑工事，后退时要预先在险要之处埋伏兵力。战前还必须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众选，薪食给备，弩劲矢韧，矛戟称之”（《尉缭子·守权》）。尉缭反对战前准备时把精锐部队和物资装备全部撤入城中的消极防御办法。
尉缭守城的策略是：进行防御战争，不能放弃险要的地形。负责守卫的部队不出击，负责出击的部队不担任守卫任务。防守的方法是：每一丈长的城墙，需要十个人防守，杂工和炊事人员不在其内。这样，“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万。”（《尉缭子·守权》）一千丈长的城墙，需要一万人来防守。
尉缭守城的权谋是：重视城内守军与城外援军互相配合，“中外相应”（《尉缭子·守权》），巧妙地打击攻城之敌，从而取得守城的胜利。尉缭指出：攻城的一方一般不少于十余万人才有希望成功。如果有可靠的援军，城内的守军就必定坚守待援；如果没有可靠的援军，城内守军就不一定能坚守了。如果那座城坚固而得到积极的援救 ，那么全城的男男女女，就没有不为守城而贡献资财甚至生命的。能坚守一年的城池，防守的力量应足以抵御进攻的力量，援救的力量应足以增援防守的力量。如果那座城坚固而没得到积极的援救，那么全城的男男女女，就没有不守着城垛失望地哭泣的。这时，要“鼓其豪杰俊雄，坚甲利兵，劲弩韧矢并于前，则幼幺毁瘠并于后。”（《尉缭子·守权》）团结一致，与敌决一死战。那么，援军和守军的任务是什么呢？尉缭指出，五万人的部队积极援救，要封锁敌军的退路，守军也要出击抢占险要地点，袭击敌军后方，援军要设法切断敌人的粮食供应，并与守军互相策应。尉缭之所以要强调援军和守军作如上分工，就是为了诱使敌人把精锐部队放在后面对付援军，把老弱部队放在前面围城，敌军不能向前推进，守城的军队也可以积极出击了。这样就可以夺取守城的胜利。
韩非
先秦法家学派集大成者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是韩国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国国势日益衰落，韩非十分忧虑，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都未被采纳。于是，韩非针对时弊，着书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军事思想。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出使秦国不久，他遭李斯谗害，于公元前233年服毒自杀于狱中。
韩非死后，他身后留下了一部《韩非子》，亦称《韩子》，共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所着，但有少数篇什是其他人的作品。例如，《初见秦》是纵横家的游说辞，《饬令》是《商君书》中的《勒令》等。
韩非没有专门的军事论着。他的军事思想散见于《存韩》、《爱臣》、《有度》、《八奸》、《十过》、《和氏》、《奸劫弑臣》、《亡征》、《饰邪》、《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上》、《难一》、《难二》、《问田》、《定法》、《诡使》、《六反》、《八说》、《五蠹》、《显学》、《心度》等27篇中。韩非主张以法治军，厉行奖赏惩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韩非的军事思想和商鞅相比，他比商鞅又有所发展，内容也更丰富。
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韩子浅释》、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韩非子校注》，是我们阅读《韩非子》的主要参考书。本文正文采自《韩非子校注》。
一、富国强兵，武力统一天下
在韩非的军事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富国强兵，用武力统一天下。
韩非认为，时代不同了，事情也在发生变化。事情发生了变化，办法也要相应改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当今“处多事之时”，“当大争之世”，仁义智辩有害无利，必须依靠士卒的“日中奏百”和“有方铁铦”的坚利（《韩非子·八说》）。“力多则人朝，人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韩非子·显学》）韩非坚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的日益增加，而社会财富却相对减少，于是人们之间发生了争夺，进而产生了战争。《韩非子·五蠹》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可以看作是韩非对战争起源的解释。有“民争”和“乱”，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国君要建立霸业，必须富国强兵，诉诸于武力。但是韩非这种解释是不科学的。
怎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呢？韩非首先分析了当时兵弱、国贫的原因。韩非指出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经二》），结果导致“兵弱于外，政乱于内”，以至于亡国的局面（《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二》）。韩非通过李疵之口说明，国君不重耕战而尊礼隐士、学士，就会使战士和农民“惰耕战之功”，惰于耕战，就会“兵弱于敌，国贫于内”，闹到亡国的程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经四说四》）。韩非认为，“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六反》）韩非借吴起之口说：“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韩非子·和氏》）韩非还指出：“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还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