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回答说：“我国的豪门大族受升迁有封地而囤积粮食的，您如果用增加粮食储备的办法去压倒他们的积聚，粮食就会涨价；不用这个办法 去压倒他们，粮食就不值钱。您如果也保持粮食，粮价就会很高；不保持粮食，粮食又会涨价。所以受升迁有封地的大臣、广蓄货物的富商、收藏多余物资的储蓄之家，这是我国的豪门大族。所以，请您穿戴上丧服到士室去，会见功臣世家、受升迁有封地的、积蓄着多余物资的储蓄之家，对他们说：‘城墙薄招来敌人的冲车，没有积蓄招致敌人的包围。天下将要发生战争，只有齐没有参与谋划（被排除在外）。子大夫有五谷豆米的，不可转移、出卖，请你们同意我用平价向你们收购。’和他们订下购粮契约。粮食的数量，不能多报或少报。贫穷的百姓听说了就会来请籴，或用釜或用鏂，络绎不绝，远近相通，争相前往，国家所掌握的粮食的价格，就可以一下子涨四十倍。您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救济[战死者的]孤儿寡妇，收养贫苦有病的人，收养那些孤独年老、贫穷无儿女的，不使他们卖身为奴，不使他们转死于沟壑之中。这样，兵士作战时就会争先恐后地勇往直前，不贪生怕死而去为君主效命，会死伤很多以至于牺牲过半。这是什么缘故呢？兵士并不是喜好战争、不怕牺牲，这是‘轻重’发挥的作用使他们这样的。”
怎样才能使人民有必死的决心呢？管子认为要明确“三本”。所谓三本，就是固、尊、质。故国，父母、祖坟所在的地方，人民就会为此而战，思想坚定，这就叫“固”。赏赐田宅、爵禄，使守、战立功的人尊贵，这就叫“尊”。让他们的妻子儿女做人质，使他们守、战勇敢、可靠，这就叫“质”（《管子·小问》）。这样，士民才能够“图难犯危”，“不敢转其力”，“不敢爱其死”，而“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管子·法法》）。
《管子·立政》：“罚避亲贵，不以使主兵”。换句话说，施用刑罚只有不回避亲者贵者的人，才能主持军事工作。“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管子·七法》：“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
第三，重视军事训练。
《管子 ·幼官》篇和《官子·兵法》篇就士卒应具备的军事技能作了阐述，对士卒的训练作了规定。
“动慎十号”。“动”通“重”。十号，指各种号令。是说，要慎重地对待各种号令。
“明审九章”。九章，九种旗帜。《管子·兵法》篇指出：“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是说，清楚九种旗帜的用途。这九种旗帜是日旗、月旗、龙旗、虎旗、鸟旗（一说乌旗）、蛇旗、鹊旗、狼旗和韟旗。
“饰习十器。”学习各种器械的使用方法。
“善习五教”。所谓五教 ，《管子·兵法》解释道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
“谨修三官”。《管子·兵法》：“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制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管子认为，对三官不发生差错，对五教不发生混乱，对九章有显着明确的认识，就是处在危险之中也不会有祸害，陷于窘迫的境地也不会有灾难。所以能通过谋划使远方的国家来归顺，能凭借制伏敌人的力量使强大的国家服从。
训练士卒应采取什么原则？《管子·兵法》指出：“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管子认为，武器完善，训练做好了，追逐败逃的敌人就能像旋风一样迅疾，攻击刺杀敌人就能像雷电一样威猛，使守在险地的敌人不能防守，依仗坚固城堡的敌人不能支持，即使自己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也能所向无敌。武器完善，训练做好了，就能做到军队散开来而无影无踪，集中起来而多得没法数。训练完备，武器锋利，前进后退就能像雷电一样，而没有什么情况使之犹豫不前或中途溃散。
第四、强调武器装备的精良。
武器装备是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是要吃亏的。《管子》特别强调武器装备的精良。
《管子·幼官》：“备具，胜之原；······备具无常，无方应也。”军备齐全，是获胜的源泉；······军备器械没超过敌人，就无法对付敌人。《幼官》篇还说：“器成教守，则不远道里”。是说，制好武器，遵守命令，就不怕征程遥远。《管子·兵法》：“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取得胜利而没有伤亡，是因为教练周备，武器锐利，使得敌人不敢较量。教练周备，武器锐利，就有制伏敌人的力量。还说：“器械功，则伐而不费。”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很快结束战斗]节省人力财力物力。管子反复强调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管子·七法》提出征伐天下必须首先做到的八个“无敌”，其中就有三项属于武器装备方面的，即“财（材）无敌”，“工无敌”，“器无敌”。
《管子》在武器装备的制造和收藏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它要求用高价“聚天下之精材”，用三倍于别国的高酬雇用天下的能工巧匠，而“论百工之锐器”。武器制成以后，要经过试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管子·七法》），而且要修建兵器库，妥善保存。难怪，邱少华、牛鸿恩说：“象《管子》这样从原材料、制作技术等方面讲求武器装备的质量的，在先秦兵论中要算是最为突出的。”（《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97页）
《管子》在军赋制度上保证了军队的装备。《管子·乘马》：“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四乘当作“四马”或“一乘”。即是说：六甲见方的地方派一辆兵车。一辆兵车，配备四匹马。一匹马配备七名甲士，五名盾手；四匹马，共配备二十八名甲士，二十名盾手；另有三十名后勤人员跟随辎重车辆。
第五、注重将帅的作用。
《管子》把将帅的作用提到了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管子·立政》：“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这“四”是指国家平安或危险的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是反映将相大臣必须具备的品德和条件，即“大德至仁”，“见贤能让”，“罚不避亲贵”，“好本事，务地利”。将相大臣不具备这些品德，国家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其中，将帅要具备“罚不避亲贵”的品德，否则，“不可使主兵”。并且指出：“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管子》的这一思想，同孙武的“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孙子·作战》）同出一辙。
《管子·幼官》：“必设常主”，即将帅必须常设，不可临时委任。国君要举贤任能。任命军事官员，要经过实践考验，“以战功之事定勇怯”（《管子·明法解》）；任命的将帅一定要受到人们的爱戴：“上帅士以人之所戴”（《管子·问》）。
《管子·地图》强调将帅要熟知地图，只有详细掌握山、川、陵、谷的方位，道里远近，城郭大小，然后才谈得上采取军事行动。《地图》篇强调将帅要“知意”，了解战士的战斗意志和要求愿望，这是用兵打仗的重要条件。将帅要了解天文现象，计算储备的粮草，修缮器械，选拔武士，从事训练，组织什伍，精通天下各方面的情况，审慎地掌握时机和运用战略战术。将帅还要严明执法。以上就是将帅大体要做的事情。
三、《管子》的制胜论
《管子》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全胜思想。《管子》从全胜的基本思想出发，重视对兵法的讲究。
《管子·兵法》：“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
《管子·幼官》：“发不应，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
《管子·兵法》：“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管子·七法》：“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管子·幼官》：“大胜者，积众胜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发现，《管子》用“全胜”、“大胜”、“百战百胜”等不同的说法，来表达他“全胜”的作战指导思想。《管子》所期待的最高作战境界就是“全胜”。《管子》认为，最理想的作战境界是“至善不战”（《管子·幼官》）。这同《孙子·谋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和“必以全争于天下”的见解是一致的。《管子》的“全胜”思想同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为了实现“全胜”的作战指导思想，《管子》所强调的作战原则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精于计算，长于谋划。
管子论兵，以计在先，以谋为上。《管子·参患》指出，大凡用兵的谋划，三次警戒的费用就相当一次出征到敌人那里的费用，三次出征到敌人那里的费用相当于一次包围敌人的费用，三次包围敌人的费用就相当于一次交战的费用。所以，一次出征到敌人那里去，就要耗尽十年的蓄积；一次交战的费用，就要耗尽几代人的蓄积。“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管子·问》：“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管子·七法》强调计数的作用：“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并指出，计数的内容是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
管子关于计数、谋划的思想，既有微观方面的，更是宏观上的计数和谋划，只有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优于敌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战争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是可以预见的。《管子·七法》：“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就是说，军队还没有离开国境，而在聚材、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于机数八个方面无敌于天下。只有这样，才能征伐天下。《管子·参患》：“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这里强调了兵器、士卒、将帅、君主都应强于敌国才能打胜仗。《管子·兵法》：“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这里讲了计算筹划要得当，法令制度要严明，教练要周备，武器要锐利，要顺应民心。可以说，只有政治、经济、军事都优于敌人，才能做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
管子重权谋。他总结出了五条攻伐的计谋。第一，亲近敌国君主所宠爱的人，以分散敌国的威势。一个人怀着两条心，敌国必定因之走向衰落；旧臣不被重用，敌国就会陷入危境。第二，看准敌国君主所憎恶的人，暗中赠送他优厚的财物，得到的情况就会很深入。被收买者身在国内，却把情况不断地输送给我们，他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全面掌握，从而对那个国家发动攻击。第三，任凭敌国的君主淫乐而使他心志懒散。送给他乐器和美女，使他在宫内陷于蔽塞；送去谄媚的臣子和漂亮的骏马，让他在宫外陷于蔽塞；在宫内宫外都陷于蔽塞，他就可以因受迷惑而失败。第四，一定要深深地亲近敌国的君主，简直像是要和他同死同生。暗中派去智辩之士以便打探他的计策，派去勇士以便助长他的气焰。再派人打入别的国家，使那个国家背弃和他订立的盟约，断绝和他的邦交，违背他的意愿，于是这两个国家必然相互争斗。这两个国家相斗，我方就一定要乘他的国家疲惫而发动攻击。第五，深入地了解敌国的计策，恭敬地对待敌国的忠臣，却不让他完成外交使命，以便使他的国家不信任他，致使他有叛离之意。一方不信任，一方想叛离，彼此不能相合，他们内部必然自相残杀。等到忠臣已死，那个国家的政权就可以夺取了。
第二，审时度势，视时而动。
利用形势，把握时机，是管子用兵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管子军事思想中深刻而给人启发的一个观点。
《管子·霸言》：争强之国必先“争刑”。“令国一轻一重者，形也；······精于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围也”。刑，通“形”。所谓“精于形”，就是善于利用客观形势和自身的条件，改变天下的“轻重强弱之形”，以造成有利于称霸诸侯的形势。
《管子·霸言》指出；“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还指出：善于当国君的人，利用大国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条件缩小别国；利用强国的权威，依靠自己的条件削弱别国；利用有权威的国家的地位，依靠自己的条件降低别国的地位。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来攻打弱国，以图谋成就王业。强国多，却谈论成就王业的情势，是愚人的见解；强国少，却去施行霸道，是败事的计谋。神圣的君主，都是观察天下的形势，了解行动的时机；观察先后的机宜，了解祸福的径。“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势均力敌的国家多，后行动的可以称霸；势均力敌的国家少，先行动的可以称王。
管子认为，改变天下轻重强弱之形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诸侯合则是强，孤则弱。”管子进一步阐述道：“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管子总结说：“自古以至今，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败者也。”因而，管子把“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称为王者之术。管子十分称道“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管子·霸言》）这条圣王用兵的原则。
第三，通权达变，相机行事。
在军事问题上，管子是很看重权力的。管子认为，争强之国，必先争权。《管子·霸言》指出：“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还说，“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
管子指出，“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管子·霸言》）
在兵和权的关系上，管子认为：“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幸，于省吾以为是“乘”字之讹。乘，凭借。郭沫若认为“幸”是“蓺”（艺）字之讹。蓺，树。从于说。所以，“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管子·霸言》）
管子深刻地指出，权谋，是神圣的君主所凭借的东西。独到的明见，是天下锋利的武器；独到的判断，犹如一座深奥秘密的营垒。圣明的君王务求做好准备，并且慎守时机。“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管子·霸言》）圣明的君主做天下之长，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管子虽然没有像孙武那样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用兵至理名言，但从管子战争制胜的论述中可以抽象出“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制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