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中期卫国人，本名公孙鞅，也称卫鞅。公孙鞅早年做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因功秦孝公以於（音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商洛镇）之地十五邑封给公孙鞅，号为商君，因此历史上称他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他在魏国研究过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等的变法经验。他携带《法经》由魏入秦后，推行了历史上着名的“商鞅变法”。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实践。商鞅变法，包括了军事领域的变法，其变法要点是：一、重农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二、“一民于战”的重战思想（《商君书·画策》）。三、“用兵之道务在一赏”的军功爵思想（《商君书·算地》）。商鞅不仅在军事领域进行变法，而且还担任军事要职，并领兵作战。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任左庶长，掌握秦国军政实权。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升为大良造，地位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商鞅亲率大军围攻魏国旧都安邑，魏军被迫投降。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 率兵攻魏，占领了魏的固阳。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攻魏，大破魏军，俘虏了魏国主将公子卬，迫使魏国交出了黄河以西的部分土地（参见山东大学《商子译注·附录·商鞅生平大事年表》，齐鲁书社1982年10月版）。毋庸置疑，商鞅不仅是着名的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也是驰名当世的着名军事家。有书为证。《荀子·议兵》：“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汉书·刑法志》：“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诸篇籍。”《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说明商鞅着有兵书，惜已亡佚。
商鞅的军事思想，集中 反映在《商君书》一书中。“《商君书》亦称《商子》，旧题‘商鞅撰’。汉代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是商鞅的着作，有些是商鞅一派法家的着作，不出一时、一手，是商鞅学派着作的汇编。”（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商君书》“成书时间大约在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的晚年。”（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前言》）
《商君书》比较通行的校注本，有清人严可均校本（莫友芝传抄本、伦明传抄本，北京图书馆藏），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今人高亨《商君书注译》，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本文所录正文采用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本。
一、重农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
“重农重战，是我国古代法家一贯的重要思想，而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这一思想的是商鞅。”（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农战·内容提要》）重农重战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农战提要》）。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是商鞅及法家学派军事思想的基石，是应该第一个提出来研究的。
商鞅的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在《商君书》的许多篇中都有论述。这些篇目是：《垦令》，《农战》，《去强》，《说民》，《算地》，《一言》，《战法》，《兵守》，《勒令》，《来民》，《赏刑》，《画策》，《境内》，《弱民》，《外内》，《君臣》，《慎法》，共计十七篇。现存《商君书》只二十四篇，其中十七篇论述到了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可见商鞅是多么重视这个问题。
商鞅多次将重农和重战对举，并反复指出，农战是治国的要领，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认为唯有专一于农战才可以成就王业。
商鞅认为，专一于农耕是战的前提，战是专一于农耕的结果。《商君书·农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一则少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一，抟之也。国作一一岁者，十岁强；作一十岁者，百岁强；修一百岁者，千岁强。”正，治理。纷纷，众多的样子 。信，诚实。重居，看重自己的田宅，不轻易迁移。一，专一于农耕，一般释为专一于农战，不准确。通观《商君书·农战》全篇，本节引文中的“一”释为专一于农耕比较符合文章的原意。外用，用来对外作战。死制，愿为法制效死。商鞅把民众可以用来防守攻战的初始原因归结于“令民归心于农”。他的思维逻辑是：民众专一于农耕，民众就朴实而便于统治，民众再多也容易役使，民众诚实就可以防守攻战。商鞅还认为，少诈而重居，赏罚激励，对外作战，民众亲附国君而为法制效死，其原因是民众“旦暮从事于农”。“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商鞅把国家的强盛和王业的成就归之于农耕了。是不是“令民归心于农”民众就可以防守攻战，这要研究，但商鞅把农耕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的军事经济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值得指出的是：商鞅肯定了农是强兵的基础。他说：“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一，抟之于农而已矣。”（《商君书·农战》）
为了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商鞅在《商君书·垦令》中提出了二十条措施，集中体现了他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这二十条发展封建经济的措施的主要内容，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概括成三条：
（一）加强国君集权；统一 国家法令、制度，实行“百县之治一形“訾粟而税”；建立一个官属少，效率高的行政机构。
（二）限制贵族特权，抑制商人，主张用加重赋税、徭役，控制粮食买
卖，禁止雇工，提高酒肉价格，统一管理山泽资源等经政策，来驱使贵族余
子、依附于贵族及商人的食客、游民等闲散劳力去垦荒务农。
（三）采取重刑连坐、不准擅自迁居等强制手段，将农民牢固地束缚于
土地之上，以保证垦令的推行。（《商子译注·垦令·内容提要》）
商鞅认为，大力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尽量发掘自然资源，使山林财物得到充分利用，生产充裕的粮食，才能富国强兵。为此，他对国家进行全面规划，提出了“任地待役之律”。商鞅指出：“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材（依《商君书·来民》篇改——引者注），薮 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书·算地》）即是说，治理国家，合理利用土地应是：山林占十分之一，沼泽湖泊占十分之一，山涧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十分之一，坏田占十分之二，好田占十分之四。这是古代有作为的帝王所规定的正确原则。因此，治理国家如果分给农民的土地是小亩，五百小亩土地，其地税收入刚够一个士兵的耗费，这说明地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方百里的土地，只出兵士一万人，这个数目也是小的。按照正确的原则办，开垦的土地足够养活民众，修筑的城镇道路足够安顿民众，山林、湖泊、山涧的产物能够满足需要，沼泽湖泊的堤坝也足以贮存水生资源。因此，军队出征，粮食充足而财物有余；按兵不动，兵民共耕而经常有丰足的积蓄。像这样，才是合理利用土地和随时准备征战的原则。
商鞅为了帮助秦国解决农战不能两全的矛盾，提出了招来三晋（韩、赵、魏）民众来秦垦荒的措施。商鞅分析了秦国当时地广人稀、“人不称土”的矛盾和三晋“土狭民众”、土不足以养民的状况，指出“三晋之民”之所以不肯西来秦国，是因为秦国没有实行优惠的来民政策。商鞅建议用优惠的条件招来三晋民众。“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着）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商君书·来民》）为了解决农和战的矛盾，商鞅提出：“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商君书·来民》商鞅的建议，颇有当今中国的开放、搞活的味道。他的这一措施，颇为大胆、新奇。
商鞅主张根据人民在农耕中的功绩授爵任官。他指出：“善为国家者，其教民也，皆作一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商君书·农战》）游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这“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因此要压抑“五民”，实行“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一于战。”（《商君书·算地》）
二、“一民于战”的重战思想
“一民于战”（《商君书·画策》）的重战思想，是商鞅军事思想的核心，值得大书。
《商君书·画策》）：“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败）者也。”商鞅把打仗作为“国之所以兴”和“国安、主尊”的根本条件之一（《商君书·农战》）。商鞅还认为，打仗是防止毒素在国内泛滥的根本手段。《商君书·去强》：“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虱官，据高亨《商君书注译》，“官”字疑是“害”字，当作虱害，其说可信。
怎样做到“一民于战”呢？商鞅采取了三点措施：（一）用重战的思想统一人们的言行，即“一教”（《商君书·赏刑》）。（二）重法，“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商君书·外内》），“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三）“边利尽归于兵，”（《商君书·外内》）“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
商鞅认为，明法与重战，二者必须结合。《商君书·弱民》：楚国“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材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这段话阐明了战胜、守固同法治的关系。《商君书·御盗》：“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 要民众从事战争，必须用重法驱使。这是《御盗》篇这段话说明的道理。
《商君书·战法》：“凡战法必本于政胜”。作战取胜的方法，一定要以政治搞好为基础。《商君书·画策》：“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这句话也含有先搞好政治基础的意思。商鞅看到了政治同作战取胜的联系。商鞅不只一次谈到政治同打胜仗的联系。《商君书·立本》：“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即是说，用兵打仗，取得胜利要有三个步骤：战争发生之前就要建立法令制度，法令制度建立才能形成重战的社会风气，重战风气形成才能做到物资装备齐全。这三个步骤必须先在国内实行了，然后才可出兵打仗。《商君书·弱民》：“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政务精简，国家就能治好；空谈止息，兵力就会强大。民众变强以后能够采取削弱强民的办法去治理，兵力就会越来越强。
商鞅认为，军队必须有旺盛的士气和顽强的斗志才能打胜仗。用商鞅自己的话说，就是“刚斗其意”、“民勇者战胜”。 《商君书·立本》：“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誉目，依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之说，“目”为“其”的错字。“誉其”二字颠倒。就是说，仅依仗兵员众多，就像用茅草修盖的房屋；仅依仗装备美观整齐，叫做取巧；仅依仗虚名，叫做自欺欺人。这三项只要仅仅依仗其中一项，他的军队就会被打败。所以说，强大的军队必须使战士具有坚定顽强、敢于斗争的精神，战士有斗志才肯尽力作战，肯尽力作战就会无往而不利，这样才能无敌于天下。《商君书·画策》：“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画策》：“一，专一。一民于战，使民众专一于战争。”
“兵大律在谨”（《商君书·战法》）。用兵的重要原则在于谨慎。这是商鞅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商君书·战法》：“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即是说，出兵时要分析敌情，政治上不如敌人，就不要同它交锋；粮草储备不如敌人充足，就不要同它作持久战；敌众我寡，就不要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各方面都不如我方，就毫不迟疑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所以说，用兵的重要原则在于谨慎。《商君书·战法》还说：“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若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战法》：“此其道也”中的“此”，疑作“北”，败北，打败仗。“若乘良马者”中的“若”，原作“者”，据文义改。本文依《商子译注》之说。整句话的意思是，战争中的过失，在于轻敌深入，处于危险和受阻塞的境地，士兵精疲力尽，又饥又渴，再加遇上疾病，打败仗就成为必然的了。所以将帅指挥军队，就像驾驭良马的人一样，不可不谨慎对待啊！
“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商君书·兵守》）四面受敌的国家要致力于防御。看来，商鞅在制定军事战略方针时还是从具体国情出发的。《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四战之国，东西南北四面受敌的国家。守战，指防御战。”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举，与‘兴’字形近义复，应删去。”这段话是说：四面受敌的国家要注重防御，背靠海的国家要注重进攻。四面受敌的国家，好骚扰四邻的，必然危险。因四邻的每个国家发动一次战争，自己就得出兵四次去抵抗敌人，所以说国家危险。四面受敌的国家，不能用万户人家的大城镇来驻扎数以万计的庞大守军，国家就危险。所以说，四面受敌的国家要致力于防御。
“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商君书·兵守》）。用自己有生气的力量来和敌人消耗殆尽的力量作战。商鞅阐述的这条用兵原则，体现了以逸待劳和后发制人及要有顽强斗志的原则。商鞅指出：“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其城拔。”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有城之邑，有城墙的都邑。死人之力，抱有决死之心的军民力量。客，指进攻自己的敌方。生力，未经消耗的力量。”《商君书·兵守》：“若死人之力也，客不尽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假如用抱有决死之心的军民力量来防守，敌人若不能最终把城攻破，就无从侵入城内，这就叫做以抱有决死之心的军民力量同敌人未经消耗的力量作战。商鞅还阐明了“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的含义。《商君书·兵守》：“城尽夷，客若有从入，则客必罢，中人必俟矣。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罢（音皮），通‘疲’。中人，指城中的人。佚，通‘逸’。生人力，有生气的力量。死力，消耗殆尽的力量。”因此，《商君书·兵守》还指出：“皆曰：围城之患，患无不尽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将之过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三，根据本段文义，疑是‘二’的误字。二者，指‘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和‘以生人之力与客死力战’。”本文依此说。即是说，大家都说：敌人来围城攻打，怕就怕的是防守的军民不拼死到底。这两项不是怕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将领的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