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在森林里散步，遇到大灰狼迎面走过来，上来“啪啪”给了兔子两个大耳贴子，说：“我让你不戴帽子。”兔子很委屈地跑了。
第二天，它戴着帽子蹦蹦跳跳地走出家门，又遇到大灰狼。它走上来“啪啪”又给了兔子两个大嘴巴，说：“我让你戴帽子。”
兔子郁闷了，思量了许久，最终决定去找森林之王老虎投诉。
兔子说明情况后，老虎说：“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当天，老虎就找来自己的哥们儿大灰狼。“你这样做不妥啊，让我很难办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可以说，兔子过来，给我找块肉去！它找来肥的，你说你要瘦的。它找来瘦的，你说你要肥的。这样就可以揍它了嘛。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兔子过来，给我找个女人去。它找来丰满的，你说你喜欢苗条的。它找来苗条的，你说你喜欢丰满的。揍它也有理有力有节啊。”大灰狼频频点头。不料它们的对话，被正在窗外给老虎家除草的兔子听到了，心里这个恨啊。
次日，兔子又出门了，迎面走来大灰狼。大灰狼说：“兔子，过来，给我找块肉去。”兔子说：“你是要肥的，还是要瘦的呢？”大灰狼听罢，心里一沉，心说，幸好还有B方案。它又说：“兔兔，给我找个女人来。”兔兔问：“你是喜欢丰满的，还是喜欢苗条的呢？”大灰狼沉默了2秒钟，抬手更狠地给了兔子两个大耳帖子：“我让你不戴帽子。”
孩童时代，我们认识了各种不同的动物。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些动物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凶猛的动物必然会吃掉比它弱小的动物，就像故事里的兔子无论怎样都会被欺负。当然老虎也可以打大灰狼，但老虎受伤的几率也很大，稍有不慎，还有可能被大灰狼咬死。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老虎不会把大灰狼作为捕食对象，这也是它选择兔子欺负的原因。
跟动物一样，罪犯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也在规避风险，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据有关调查显示90%以上的暴力犯罪均是针对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小个体的，很少有罪犯专门针对五大三粗的大汉下手。
可见，罪犯之所以犯罪，原因在于他是一个理性的精于计算价值最大化的人，在他权衡犯罪所得大于犯罪预期成本损失时，追求利益的动机就会刺激他实施犯罪。
抢劫一个老太太可能获得300元，抢劫一个青年男士可能获得500元，一个理性的罪犯大多会选择前者。因为跟青年男士动武后很可能抢不到钱，反而被抓进警察局。这就是犯罪行为的所得小于犯罪的预期成本时的抉择。
同样，近年来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华侨频频成为犯罪分子们的“猎物”，这跟华人的“弱小”不无关系。
一名华人中年男子从银行取出1.5万欧元，刚走出银行大门，两名身穿便衣、自称是“警察”的人掏出带有照片和警徽的“证件”，强行对他的手提包进行“检查”。该男子交出手提包后，“警察”命令他在原地等候，然后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瞬间，“警察”将空包从车窗扔出，迅速驾车逃离现场，华人男子连车牌号码都没有看清。这是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维多里奥地区的惊人一幕。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罪犯敢对华人频频作案并每次都能轻易得手呢? 从形体上来看，华人华侨一般没有西方人体格强壮，而一般华人被抢后通常以“自认倒霉”的心态面对抢劫，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犯罪分子选择华人作为目标猎物，显然风险较小。
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米勒说：“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一样分析犯罪行为，潜在的罪犯在他或她对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所做的成本——利益分析中作出经济决策。”罪犯之所以犯罪，原因在于他是一个理性的精于计算价值最大化者，在他权衡犯罪所得大于犯罪预期成本损失时，追求利益的动机就会刺激他实施犯罪。
同样的逻辑推理也为我们如何预防犯罪提供了帮助。由于大多数罪犯都希望自己不被逮住，或者被逮住以后判刑不重。那么，遏制犯罪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大犯罪成本。若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有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增大犯罪分子被抓获的概率。加大执法力度是一种提高犯罪成本的高明手段，警察多了，小偷就会少很多，或者说小偷要偷个钱包，至少比以前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胆量。
二是对犯罪分子实施更有效的惩罚。经济学家更关注预期的刑罚成本。刑罚的作用在于对犯罪行为施加额外的成本，因为一般的惩罚不足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这样也可以预防社会上类似犯罪行为的发生。如果小偷平均一个月能偷10个钱包，平均每个钱包有500元，但是平均每个月10个小偷里有1个会被抓，每抓一次就要交50000元罚款。那么很大一部分小偷将会放弃偷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