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最新21世纪生活百科手册·实用文艺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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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艺鉴赏的意义和方法(2)

文艺创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一定读者、听众和观众的鉴赏需要。文艺作品的存在是因为鉴赏者的存在。广大群众的鉴赏需求,是以文艺创作为前提和依据。作家、艺术家对于群众鉴赏需求的认识、理解和反应,是创作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没有愿意接受并且能够理解作品的鉴赏者的存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就很难产生,产生了也难以持久。事实上,不管作家、艺术家是否意识到,他在创作时总要设想一个鉴赏者的存在,而且往往自己实际上在充当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观众。群众的审美心理和鉴赏需要、鉴赏趣味给予艺术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以重大影响。在创作前,他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爱好和趣味,以确定选材和构思;在创作中,又要考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改变;当作品公诸于世后,群众鉴赏的反响起着信息反馈的作用,它对艺术家今后的创作将发生重大影响。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别林斯基也说过:“对于文学来说,公众是最高的审判,最高的法庭。”他们的讲话都高度概括了文艺鉴赏对于文艺创作的意义。许多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受到群众广泛的欢迎,甚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适应群众的鉴赏需要无疑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原因。所以,高明的作家、艺术家都懂得征服群众必须先适应群众这条创作规律。他们经常汲取来自鉴赏者方面的审美反应,十分注意了解和尊重鉴赏者的审美心理和鉴赏需求、鉴赏兴趣,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使之更大程度地适应鉴赏者,以便最大限度地征服鉴赏者。然而,是不是读者、观众和听众越多的作品就越好呢?也不尽然。我们看问题不能简单化、绝对化。群众的状况是很复杂的。从总体上看,群众的审美心理和鉴赏需求、鉴赏趣味是正确、健康、积极的,这是主流,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群众也会有某些不健康的趣味。迎合群众不健康趣味的作品,有时也会招徕相当数量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但这种“迎合大众、媚悦大众”的作品,“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所以,文艺创作,既要适应群众鉴赏的需要,又要对群众的鉴赏需要、艺术趣味作具体分析。要讲究社会效益,不能把作品当成纯粹的商品。对于群众的文艺鉴赏活动,我们应该予以必要的、正确的引导,而不应去投合群众低级的、不健康的审美趣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文艺评论是对各种文艺现象和文艺实践活动所作的理论探讨、分析和评价。文艺评论离不开文艺鉴赏,离不开对作品的具体把握,离不开对艺术形象或意境的具体感受、体验、品鉴和理解,所以,文艺鉴赏是文艺评论的基础。如果文艺评论不是建立在文艺鉴赏的基础上,不是从形象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便会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容易走上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道路。但是,文学评论又不同于文艺鉴赏,它应该是文艺鉴赏的深化和发展。

文艺评论家由接触而深入作品的过程,首先是鉴赏的过程。评论家只有通过深入的鉴赏活动,才能体验到文艺作品在广大群众精神上可能产生的影响。文艺评论的目的,是要根据一定的文艺鉴赏实践,对作品的客观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作出科学的分析、评价和判断,揭示出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上的独创性,来引导和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使群众对作品作出正确、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从而多受益,少受害,增强或消弥文艺作品的各种社会影响,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社会作用。因此,只有当评论家的文艺鉴赏的能力、趣味和要求既代表广大群众又高于广大群众,并且使文艺评论成为群众审美心理、鉴赏需要和鉴赏趣味的集中表现的时候,这样的文艺评论对文艺鉴赏才可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文艺鉴赏的一般方法

通常说,文艺作品和鉴赏者是同时存在的。从鉴赏者的角度说,只有当你是一个具备了艺术修养的人,即对文艺鉴赏的性质、特点、心理过程、社会意义有所认识,又能遵循文艺鉴赏的规律,懂得鉴赏的正确方法,这才称得上是自觉的鉴赏,文艺作品对你来说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存在”。文艺作品必须通过正确的鉴赏,才能使其社会功能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以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鉴赏文艺作品,就会取消或者贬低、歪曲作品的社会意义。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鉴赏文艺作品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不同艺术门类和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在鉴赏时自然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后面我们在谈到各个艺术门类及其不同体裁、样式作品的鉴赏时,将结合具体作品作具体介绍。这里,只是提出在鉴赏各个艺术门类及其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时都适用的方法,即文艺鉴赏的一般方法,供大家在鉴赏实践中参考。

一,要以审美的态度来鉴赏文艺作品。

文艺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它要求鉴赏者要以审美的态度,也就是要用艺术的眼光来鉴赏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并在思想上受到启迪。

在文艺鉴赏实践中,常见的有这么几种不正确的态度:一是消遣的态度。有些人鉴赏文艺作品,只图轻松、惬意、消磨时光,为鉴赏而鉴赏。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些游戏消闲、逗趣取笑的所谓“通俗文艺”,至于这些作品的审美情趣是否健康,思想内容是否有益,则一概不予过问。

二是猎奇的态度。有些人单纯追求题材、情节上的离奇,整天沉浸在侦探、凶杀、武侠、言情等作品里;就是观赏一些优秀作品,也只是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满足于对故事梗概的了解,迫不及待地想一下子知道事件的结局,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心灵的展示、环境的描写等,则不耐烦地“隔”过去。有一段时期街头上小报泛滥,一些末流作家“创作”了各种离奇古怪的“作品”,引猎奇者上钩,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有关的监督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整治,取得了一些成效。三是趋“新”的态度。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认为只要是“新”的东西,就必定是美的,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新潮”,于是趋之若鹜。尤其令人奇怪难解的是,有些人以趋“新”的态度对待文艺作品,如果听说哪篇小说、哪一幅画、哪一部电影、哪一首歌曲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他就想方设法去“见识见识”,从中寻找某种刺激,看过后即对这些作品大加赞扬,认为这才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四是庸俗的态度。有的人以一种浅薄、庸俗的态度去看待那些伟大的、成功的作品,如读《水浒》,单看潘金莲和西门庆污秽关系的那些章节,看《红楼梦》,也只对那些乱伦,淫泆的部分感兴趣,以满足官能的刺激;就是对那些男女相悦的内容,也只是从满足情欲的心理要求出发去鉴赏。

看电视、电影和戏剧也一样,他们热衷的是那些拥抱、接吻的镜头,津津乐道的是男女间性的追逐。这简直是嗜痂成癖!以上四种态度都是文艺鉴赏的病态现象。在文艺鉴赏中还有一种非审美的态度,就是单纯用政治、伦理的眼光去理解文艺作品。如毛泽东同志早年写的爱情词《贺新郎》,有的人却硬把它说成是一首政治诗,词的上阙末两句,“人有病,天知否。”这里的“人”明确指的是依依难舍、不忍分离的男女主人公,“病”是指郁结在他俩心中难以言表的相爱深情;可是不少人却将词中的“人”解释为劳苦大众,将“病”解释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又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明明写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痴心追求窈窕淑女,其狂热达到了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地步;可是孔子却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典范,以后的经学家更有说这首诗是颂扬“后妃之德”

的,和诗的原意真可说是南辕北辙了!

文艺鉴赏中的非审美态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艺术与现实生活等同,用生活的真实机械地来裁断艺术的真实。如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七绝《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明朝杨慎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未免太迂腐可笑了!文学史上这方面的笑话是很多的。如北宋大科学家沈括责难杜甫《古柏行》中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不实,南宋严有翼嘲笑李白《北风行》中“燕山雪花大如席”

和《秋浦歌》中“白发三千丈”的诗句是“奈无此理何!”

这都是把艺术等同于现实生活,忽视了文艺反映生活的特点和规律,不能用审美的态度去鉴赏文艺作品的缘故。

不能用审美的态度来鉴赏文艺作品,这在鉴赏上称之为“隔”。一“隔”,就既谈不上“鉴”,也谈不上“赏”。为什么产生“隔”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没有正确的理解,对文艺鉴赏是感性和理性、娱乐性和教育性相统一等特点缺乏认识。为了从鉴赏中的“隔”过渡到“透”的境界,我们应该努力在鉴赏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艺术眼光,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用整个心灵去感受、体验,领悟艺术形象或意境,探寻艺术境界的幽胜,使自己在艺术享受中同时获得有益于心灵成长的营养。

二,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又受其所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篇作品,都是与作者本“人”和他所处的“世”密切相关的。

鲁迅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例如,我们听柴可夫斯基的《第六(悲怆)交响曲》,如果对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即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黑暗现实,对柴可夫斯基这样一些向往自由的俄国知识分子当时苦闷彷徨的精神状态一无所知,那就不可能深刻地体验到这部交响乐曲的感情内涵以及它的社会意义。

同样,我们吟诵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优秀诗作,如果对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们的生活、思想、创作缺乏了解,那对作品的理解就只能是表面的。山水田园诗为什么在盛唐盛行呢?这和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田园诗的传统有关,但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尤为密切。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提供了优闲生活的物质条件。

统治阶级提倡佛老,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局面:对那些求仕困难的文人,由隐而仕,往往是一条“终南捷径”;对那些有高官厚禄的文人,由仕而隐,名利双收。此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成隐逸思想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