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2直白质朴，不善营商
青海古称西海、鲜水海、卑禾羌海，自十六国时期称青海。古时青海为西戎地，汉为西羌地。素有“天河锁钥”、“海藏咽喉”、“金城屏障”、“西域之冲”和“玉塞咽喉”等称谓，可见地理位置之重要。
历来的兵荒马乱，让青海人小农思想严重，青海商人贪图安逸，趋利避害。他们也逆来顺受，总是推脱责任。这也导致了他们没有创新意识，迷信个人力量，官本位思想严重，一心忠诚于别人，而不没自己开拓事业的野心。
青海的商人，既没有安徽商人的底蕴，也没有广东商人的大气，既没有江浙商人的精明，也没有中原商人的勇气，既没有沿海商人的机遇，也没有北京商人的运气；青海商人有的却是勤劳和勤奋、有的却是诚信和诚实、有的却是知足和情义、有的却是艰难和艰辛、有的却是辛酸和泪水、有的却是无知和伤痕。在重重磨砺之下，青海商人有了与生俱来的朴实奔放质朴的性格。
解放前的青海，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商业可谈，更不用说什么商人了，听老人们说，所谓的“买卖人”，只是维持“物与物”交换的最原始的交易形式。而商人，要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要么就是统治阶级本身，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是那些西进的“马帮”和“驼队”，但也是斗胆走一趟，弄不好也是人财两空。外地商人反倒不怕这些，将生意做到了青海，这或多或少的给青海商人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青海商人多半瞧不起自己的人，总感觉外来的和尚比当地的和尚厉害。
根据《青海通史》介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主要以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在把中国便成半殖民地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并逐步壮大。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青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大片国土沦陷，从全国而言，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横遭摧残，处在停滞不前的阶段，但青海因为处在祖国大后方，这一时期反因得到全国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支援，经济发展获得了较好的机遇。西宁地区 近代工业、商业、金融以及交通、邮电通信等业的经营，尽管仍然带有较浓的封建性因素，但从其生产规模、生产目的、经营管理方式、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看，已经基本具备资本主义经济的属性，所以，要说40年代后期西宁地区已经开始步入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时期，是大致无误的。这时西宁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仍然幼弱，但却顺应了历史潮流，代表着当时青海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进步方向。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青海微小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封建经济的羁绊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到1949年，在全省社会总产值构成中，工业产值只占11、04%，可见资本主义经济所占比重是很低的。
在马步芳家族政权统治时期，青海的商业完全控制在马氏政权之下。当时在西宁设有湟中实业有限公司，下属西北工矿公司、西北畜牧公司和商业部、实业银行，是以商业为主体的商业、农牧、工矿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联合体，它从各个产业领域对全省经济实行全面垄断。经营方式有四种：一是垄断经营。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对省内生产的重要物资实行统购，同时掌握大宗商品的省外购进，控制省内的批发业务和零售市场，迫使私营商业纷纷倒闭，民不聊生。二是不等价交换。以湟源为例，四十年代后期每百斤羊毛只能换茯茶两封或者白布20尺，边远牧民则需要用约150斤羊毛才能换到一封茯茶。牧民还要把皮毛用牦牛驮到指定的集市地点，不给任何报酬。三是官商结合。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和“德兴海”商号的总经理、经理分别由国民党青海省党政要员和各县县长或者军团长、营长兼任。经营的牲畜、粮食，有不少是以“建设费”、“畜牧税”等名目，无偿地直接掠夺来的；经营的工业品，是以蒋介石每年拨给马步芳的“政费”作为资本，从天津、上海等地购进来的。四是经商与放债相结合。各县“德兴海”商号普遍用商品或者银元放债，年利率平均为25%，有的高达100%以上，对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掠夺。
在青海商人只存在于“官家或者上等人”中，特别是在青海的商品市场上，除了马步芳官僚资本商业企业以外，还有为数很少的私营商户。
在这样的历史影响之下，青海商人完全了没有了传统商人的唯利是图，成了是商却不“奸”，人商不分的局面。当然，这是和当地民风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便产生了中国区别于其他各地商人的特有层——高原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