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深厚的儒商底蕴
外地人来京坐出租车，往往不出三句话，出租司机就跟您聊上了国家大事，口中出来的都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时俱进”、“建设文明首都”这类大词儿。北京有几百年的建都史，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由此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气场使北京人对政治情有独钟。北京人崇尚政治没有职业之分，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缺了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即使是街头小贩，也会当街大侃特侃政治，难怪有人会说，北京商人天生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京商的生意经也或多或少地沾着点政治气息。
北京铸器行业老字号“宝刀衡”，其经营者衡氏家族是旗人。古代皇宫贵族和文武官员都讲究佩刀和佩剑作为装饰，于是“宝刀衡”的主人在清朝几乎包揽了宫廷百官需要的所有刀剑。衡起通常常爱开玩笑地说：“在过去，咱们家的活计可是国家支柱产业，王公大臣谁都离不了。皇上见了咱们家的人，也要高看一眼！”。这位衡起通便是“宝刀衡”的第七代传人，眼下主要为收藏家和外国友人定制刀剑。
在清代，皇室贵族为保证衣食住行方面消费品的充足而且高品位的供应，常常要钦定一些诸如“造办处”等皇家御用的工商机构，专门经营宫廷官府需要的器物。而对上游原料的采办会辐射到京城相关的工商作坊，这种官商思维也会随之逐渐渗透到大街小巷寻常商铺经营者的头脑中，并作为京商血脉中的一部分，传承给后世。
自20世纪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新的历史时期，京商的“政治嗅觉”都是一流的。原商业部部长胡平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京派商人不少与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联系，路子广，信息灵，热衷做大买卖，而且往往比远离政治中心的经商者更容易成功。
由于权力也可以打通商业的经脉，北京商人的政治神经十分敏感。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或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他们也能嗅出它们的“政治”气息，看出其中的商业味道。比如，让上海人搞一个文艺节目，上海人最关心的就是“好看不好看”、“卖不卖座”，而北京人首先关心的是“领导爱不爱看”，并围绕这一点做文章，只要领导爱看，政治正确，动员起全民观看，自然会有上座率。
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生意经，就是最新的政治新闻和独到的政治见解。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因此，跟北京商人打交道，光会喝酒不行，还得懂点政治。
除了敏于政治之外，深远厚重的儒家文化也造就了京商仁德为本、注重礼义的传统理念。北京是名臣名士集中之地，北京独特的文化土壤涵养了京商，并使之成为国内商帮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典型群体。
大量文人士大夫生活于北京，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与京商发生各种联系。而京商也因为与文人结缘而更具墨香、儒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就京商字号的牌匾、楹联而言，“六必居”的牌匾出自明首辅严嵩之手，“荣宝斋”的匾由清末状元陆润庠所书、茹古斋匾为翁同龢题写、悦古斋出自学部大臣宝熙之手。清末状元孙家鼐为王致和写了两幅藏头对，其一曰：“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
此外，京商的不少经营者本身就具有文化人的身份，王致和、一得阁的创始人都是会试落第的举人。许多官员也经商，如内联陞的开店资金就来自一位姓丁的京官；在明代，据传连严嵩家里都开设店铺。文人经商，很自然地将所信奉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理念应用于商业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京商的价值取向和经营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