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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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向乌托邦宣战(1)

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在众神已死的荒原上,孱弱的顾准举起冷静到冷酷的手术刀,解剖起这段荒诞而疯狂的历史来--这也是他苟活于世的最后使命。

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归纳为一个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鲁迅忧虑道:"(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有鉴于此,顾准一次次扪心自问: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

重生的娜拉

林彪的叛逃让局势起了变化。

1972年7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明港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很多人已失去住所,中科院统一把他们安排到学部大院。隔着一条长安街,对面就是公安部。彼时,顾准几个回京的孩子和顾庆莲都住在公安部大院陈枫的家里(其夫施义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顾准心情大好,特地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像,并翻拍多份,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好友。很快,便收到了潘序伦等人充满惊喜的回信。而子女,依旧杳无音信。

他想去对面看望家人,怎奈国安重地、朱门高墙,拦的就是他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顾庆莲想过来这边看儿子,也是困难重重,无法成行。

咫尺天涯,可悲可叹!

顾准的宿舍在学部大院8号楼2层,与同所的李学曾合住。两人从院里捡来一个废弃的旧书架,擦净后用它把房间隔开,顾准住里面,李学曾住外面,各看各书,互不影响。

平时,不管顾准发表什么"反动"言论,李学曾都假装没听到。有这样一个令人安心的室友,故友们便都跑过来看望顾准,放言无忌,好不快活。

骆耕漠每次到访都用大搪瓷缸装着妻子做的红烧肉。张纯音私下对他说":顾准身子这么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乏锻炼,要想些办法才好。"于是,一帮好友不时拉顾准出去下馆子,并借机陪他逛街。一次,顾准相中一盏有两个绿色灯罩的双头台灯,价格不菲。他坚持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下来。咪咪来访时,在两张小书桌的拼缝处看到这台醒目的并头灯,好奇地向他发问。顾准叹了口气,道:"过去在家里,我和妻子就这样摆桌子,共用台灯。坐在灯前,我感到汪璧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一起看书……"此时的中国已是万马齐喑,一片寂寥。翦伯赞(1898-1968)自杀,储安平(1909-1966?)失踪,梁漱溟(1893-1988)禁言,熊十力(1885-1968)发疯……在众神已死的荒原上,孱弱的顾准举起冷静到冷酷的手术刀,解剖起这段荒诞而疯狂的历史来--这也是他苟活于世的最后使命。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归纳为一个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娜拉是戏剧名著《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厌倦了被圈养的生活,向往自由和理想,毅然从名存实亡的家庭出走,成为20世纪初无数憧憬新生活的中国青年心中最具影响的人物。

然而,对改变了一代青年价值观的娜拉,鲁迅却有不同的看法。在给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他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题目。

鲁迅忧虑道:"(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1935年,上海公演话剧《玩偶之家》,演员蓝苹饰演娜拉。她矫揉造作地伸出食指,冲着观众激情四射道:"你们不要以为娜拉那么不懂事!"讽刺的是,30年后,这个"娜拉"成了"文革"的旗手,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有鉴于此,顾准一次次扪心自问: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他辛辣地指出:"一些自称"人民做主"的国家,能做到当前掌握权力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和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把现在和不远的将来用于乌托邦的献祭,必将导致徒劳而残酷的人祭。"为广泛收集资料,顾准经常步行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

晚上回到8号楼,草草扒几口饭便去找张纯音分享心得。每当此时,咪咪和她的工程师父亲便饶有兴致地坐在一旁听课……正如同住学部大院的钱锺书身边聚集了一帮中青年的"钱迷",顾准也吸引了一批热爱思考的"顾粉",包括张拙园、张曙光等杰出的经济学家。

无论天赋、性格,还是才华、人品,顾准与钱锺书都不乏相同之处,但两人的境遇却判若云壤。

早在30年代,吴宓就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论学,钱锺书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陈寅恪不如钱锺书。事实上,左手《管锥编》,右手《围城》,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写情诗的钱锺书在治学与创作之间游刃有余,双峰并举,环顾20世纪,堪称独步学林。

同顾准一样,傲骨铮铮的钱锺书最讨厌趋炎附势没有节操的御用文人,曾大骂冯友兰(1895-1990)"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对郭沫若的迎合之作《李白与杜甫》更是嗤之以鼻。

"文革"中,上面通知他参加国宴,钱锺书不给面子,回绝道:"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赶紧道:"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哈!"来人怕不好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您身体不好,起不来,谁知钱锺书郑重其事地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很好!"1982年,胡乔木(1912-1992)写了几首诗,请钱锺书帮他看一看改一改,并谦称自己"作旧诗总是没有把握"。

胡乔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可以说给足了"礼贤下士"的面子,钱锺书大可改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彼此都有面子。岂料他书生气发作,把胡诗大刀阔斧地修理了一遍,搞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

事后,钱锺书去信致歉,说"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得"好多不合适"。

话说得很客气,却难掩不屑之感。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早就担心儿子的禀性会招来口舌之灾,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即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可吊诡的是,口无遮拦的钱锺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体风平浪静,最惨也不过挨了记耳光,比之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差距不可以毫厘计。

何也?

因为钱锺书虽然呆,却不傻,政治敏锐性很强。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他就没掉进去,还在当年开春写了首预言诗:

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

作为一个超脱的读书人,钱锺书未必丝毫不过问政治,但绝不介入政治。与钱穆不同,他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透彻如他,虽然在已为人父后还会干出诸如大热天用墨汁在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的事,却是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

唯其悲观,所以逃离,闭门不问天下事,也不把荒唐的现实看得太严重,沉浸在学术天堂里。而反观顾准,正因其坚信世界会变好,眼前是错误的,所以要革命,要担尽天下忧乐,挽狂澜于既倒,哪怕被打成右派,剥夺一切权利,也要退而求其次,思考中国往哪里去。

他根本无法洒脱,无法游戏人生!

如果说钱锺书是笑看风云,陈寅恪是坚守底线,顾准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有段时间,顾准大量借阅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对上面刊登的经济学家鲍尔丁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推崇备至。他向前来学习的赵人伟介绍了这篇文章,让他翻译成中文。

赵人伟回去后发现难度很大。被顾准布置了类似作业的张纯音对他苦笑道:"我年轻时就能看懂原版的美国电影,但要翻译顾准给的文章,挨个查完单词还是无法理解。"二十年后,当赵人伟重读鲍尔丁的这篇文章时,才发现当年是因为对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观念不理解,才造成的障碍。而根据他的估计,拿下历史、哲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会计学等近十个博士学位,对顾准来说绰绰有余。

吹尽狂沙始到金

1972年11月,陈敏之怀着对久未谋面的五哥和母亲的思念,向所在干校请了假,来到北京。

他投宿在陈枫家,看到顾准寄给孩子们的信:

你们近况如何?我很想念。奶奶是否健在?也很想念她。附寄刚回北京时拍的八张照片。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照顾你们,我对未能尽好父亲的责任深感歉疚。不过,我存了一些钱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先寄去一张油票,表示心意。

信纸的下端粘着在当时珍贵无比,可以购买食用油的油票。陈敏之哭了,愈发惦念起五哥来。一番周折后,兄弟俩终于见面。当陈敏之推开顾准的房门时,只见他头戴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正坐在炉边专心致志地读书。

看到陈敏之,顾准立刻惊讶地站起身来。这是他在"文革"期间见到的唯一亲人。两人十分激动,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以示庆祝。当晚,顾准感慨万千地对张纯音道:"我老弟来看我了。我们去吃烤鸭,结果边吃边流泪,出尽了洋相!"陈敏之的到来勾起了顾准对亲人的思念。他常常静默地伫立在窗口,目光穿过人头攒动的长安街,凝望对面,久久无语。

一天,赵人伟去看望顾准。只见他脸色蜡黄,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枕边放着一个摊开的相册,里面贴着从陈敏之处得来的子女和母亲的照片。

赵人伟问:"怎么大白天躺在床上,是不是病了?"顾准软绵绵道:"听说小女儿已经回京,想和她见上一面,但是没办法如愿以偿,心里难受。"还有一次,骆耕漠领到补发的工资,请顾准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

结果他们到晚了,"老莫"客满,只好换一家小餐馆解决。饭后,两人散步回去。在一个岔路口,顾准忽道:"从这边走吧。"骆耕漠便跟他转了弯。走着走着,就到了百万庄顾准的旧居。

顾准在楼前停下,望着因妻子自杀而早已不复存在的"家",眺望许久,满脸悲伤。

百万庄,承载了多少幸福与痛苦的回忆,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无论寒暑,他总要到这里来凭吊亡妻,寄托哀思……后来,陈敏之多方奔走,还是没能解决顾准母子相见的夙愿,他带着遗憾返回了上海。

然而,自1973年起,陈敏之便不断写信到北京,将读书后的种种体会与疑惑告诉顾准,请他指教。兄弟俩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交流的全是学术问题,一直持续到顾准去世。这些保存完好的信件成为今人了解顾准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七月,当顾准赶写《辩证法与神学》一文时,毫无征兆的肺疾向他袭来,以至于连续几日疯狂咳血。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医院是不懂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敷衍了事地查了查,说是支气管扩张,随便开了些止血药。顾准无权要求进一步诊治。他拿着药回来,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扛过去。

一天,曾深受国民党元老朱家骅(1893-1963)赏识的经济学家巫宝三来访。顾准非常高兴,道:"我最近在读吉本(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韩非子》。"巫宝三:"吉本的书不错。我对韩非很反感。"话题一转,又道:"听说上面准备取消货币。"顾准哈哈大笑。巫宝三也边笑边道:"你是一向谈货币作用的。"顾准:"你不也是吗?"巫宝三:"劳动券太笨拙了,根本行不通。"顾准:"对什么都不能盲从啊。"炎热的夏季,顾准把他从上海带来的那身西式背带裤翻出来穿。半旧的背带裤配上白衬衫显得非常洋气。一些小孩遇到顾准,说他像革命电影里的资本家和坏人。顾准笑道:"穿这种裤子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即使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在遇到比他更艰难的友人时,顾准还是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加之买书的开销和替子女攒钱,他过着近乎赤贫的生活。

而在安贫乐道的顾准看来却无所谓。人们时常见他拿一只破搪瓷碗,迈开大步,穿街过巷,到小店买甜面酱,回来时则小心谨慎地端着--滑稽的样子惹得学部的小孩纷纷模仿。

粗茶淡饭的清苦之余,是两部酝酿已久的皇皇巨著的出炉。

《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华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何以前者走向了民主,后者走向了专制?这是横亘在顾准心头长久的思考,也是《希腊城邦制度》追本溯源所要探求的真相。

而后一本着力探讨的则是,为什么中国的娜拉堕落了?带着疑问,顾准以恢宏无匹的勇气,写下一句句充满真知灼见的警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