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设计出来的人脉，坚不可摧
晚清有两大名臣，即左宗棠和曾国藩。
曾国藩向来以谦虚谨慎的姿态出现，是无数人敬仰的为人做事之楷模，他长袖善舞，在众人之间左右逢源，编织出了一张强大的人脉网，这也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反观左宗棠，他狂傲不羁，刚毅勇烈，在任何人面前都直言不讳，好像想到他，人们就不由自主地会头疼：这个傲慢的娃儿，根本不懂什么“朋友多了路好走”的道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左宗棠比任何人都明白人脉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像曾国藩那样步步为营，时刻惦记着给自己铺好路子，以防万一。
性格狂傲的左宗棠，只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手就出手，用谁找谁。所以，别说左宗棠很狂傲，他只是有目的地打交道。而他的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技能”，就是打算借着名师效应，来提升自己的人气。这对名师就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
贺长龄是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他是晚清最早提倡经世实学的有识之士。嘉庆十三年（1808），考中进士以后，贺长龄开始入朝为官，先后担任庶吉士、编修、学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委托魏源辑成一部专门收录清代道光帝以前名臣巨儒的经世文章的类书《皇朝经世文编》。
道光十年（1830），贺长龄因为母亲去世回到长沙丁忧。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他早就听说贺长龄的大名了，据说贺长龄为官数十载，勤于职守，颇有惠政。任职山东时，山东多水患，贺长龄亲自带人开沟洫，兴水利，使得粮食收获倍增。陶澍、林则徐等人都十分佩服贺长龄的才学，一旦遇到漕、河、盐等方面的政务，就马上跑去向他请教。
如今，这位学历高、才能强、人品好的名师自己送上门来了，作为一个做事三思而行、出手直奔目的的狂人，左宗棠果断决定亲自上门去拜访传说中的贺老师。
左宗棠这步棋走得十分巧妙，十分正确，十分高明。神州大地，人杰地灵，大江南北，人才济济，可惜“千里马”虽遍地，“伯乐”却少之又少，而人才的横空出世、名动天下往往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左宗棠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主动敲开了“伯乐”家的大门。
一番深谈以后，左宗棠成功地“俘获”了贺老师的心。
贺长龄看到左宗棠年少而学博，又十分了解全国的军事地理、山川形势、社会情状，顿时被这个少年奇才的宏大抱负和杰出才智“电”到了，竟然“以国士见待”。
事实上，这时候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十八岁连生员都不是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经是朝廷要员。一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竟然能获得贺长龄如此高的待遇，左宗棠的大名在长沙一带不胫而走。
贺长龄十分喜爱眼前这个爱读书的青年人，得知左宗棠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以后，就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有些书藏在楼上，他不顾自己已上了年纪，总是亲自上楼替左宗棠取书，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每次左宗棠来还书，他都耐心询问左宗棠有何心得，两人相互印证，十分默契，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也就是在贺长龄家里，左宗棠阅读了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并接触到了历代大量政治实际和典章制度，学识和见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贺长龄的志向、才智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都使左宗棠受益匪浅。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就回原任去了，但他对左宗棠的影响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贺长龄曾对左宗棠说：“当今天下，真正的人才十分缺乏，以后千万别匆忙随意找个小官职就当，这样会委屈你的才能。要耐心等待，干那些能真正发挥你的才能的事业！”后来左宗棠时刻铭记贺长龄这句话，在数次落第、生活贫寒之际，仍旧顶住压力，拒绝出任那些卑琐的小官职，谢绝友人的多次邀请，毅然学姜子牙、诸葛亮在乡间隐居，以耕读为生，等待“天降大任”。
贺长龄离开长沙以后，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六年后，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并以重金礼聘。但由于当时左宗棠正在安化教授陶澍的孤子，便辞谢了贺长龄的邀请。
贺长龄离开长沙的时候，他的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贺熙龄，字蔗农，也是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原来担任湖北学政，也因丁忧在家，并接受长沙三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城南书院的邀请在此讲席。左宗棠在贺长龄的介绍下，进入城南书院就读。贺熙龄跟贺长龄一样，也十分看重左宗棠，后来他在一篇题赞左宗棠祖父画像的文章中提到左宗棠，说：“左季高少年的时候跟着我学习，我看他卓然自立，学习看书必有所得，行为言语循然规矩，就知道他很不同于众。”
贺熙龄在长沙住了九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两人经常通信，相互学习，共同探讨国家大事。道光十九年（1839）秋天，贺熙龄准备返回京城。左宗棠和几个同学以及贺熙龄的朋友共十人会集长沙城南，为贺熙龄送行。贺熙龄到九江以后，看到月明如昼，忽然想念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左宗棠，就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熙龄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这简直是正大光明地给左宗棠做宣传！
贺长龄曾赞誉左宗棠为“国士”，贺熙龄又以形象生动的诗词这样赞誉他，有意无意地将左宗棠推向了经世之才、国士之士的宝座。
后来，左宗棠的大儿子左孝威出生，贺熙龄十分高兴，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于是，左宗棠与贺熙龄一下子从师生变成了亲家。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在官场、绅士之间颇有名气，所以，凭借贺氏兄弟徒弟兼亲家的身份，左宗棠很快就成了湖南有名的才士。
中国人历来就看重学历，古代的太学生就比穷书生要高出一筹，状元、进士明显甩秀才、举人好几条街，就算到了近现代，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的分量也远远超过一个三流大学、二流本科。
名师像是一盏灯，所有笼罩在灯光下的学子，都会瞬间展露锋芒，亮瞎人眼。所以，孔子千里迢迢拜见老子，杨时程门立雪拜见老师程颐，当今父母不惜花费重金送儿女上名校拜名师。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
凭借贺氏兄弟这一名师高徒的身份，左宗棠人气倍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一下子成了湖南一带的名流才士。这一次拜师，可以说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拜师，却给他铸造了一道坚硬的“绝对防御”，给他树立起“国士”形象，让他在社会底层爬了起来，站成了一尊压不垮的巨人像。
不得不说，左宗棠择人的本事实在是太高明、太强悍了！
2.大树底下好乘凉，外界任何压力也奈何不了
我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何为“大树”呢？其实就是有实力、有名气、有影响力的人。
古代很多王公贵族都招募宾客，一些有识之士就纷纷前去投靠，战国时的孟尝君、信陵君号称有宾客三千。这些宾客就是冲着主君这棵“大树”去的。毕竟“名人效应”放在何时何地都是效果显着的。左宗棠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么一棵“大树”，才为“左宗棠”这三个字增添了一层“黄金甲”。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正应吴荣光之邀，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山长。
巧的是，这一年，一位大人物也来到了醴陵。这个人就是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官时，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试办漕粮海运并取得成功，整顿两淮盐政，兴办全省河工，政绩斐然，颇有时誉。
而且，他手下有一大批能人异士，像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等，其中，林则徐就是因为陶澍的提拔才从江苏布政使升任了巡抚，否则林则徐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也就是说，陶澍不仅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名流，更是名副其实的爱才惜才之人，简直是名人中的名人，“伯乐”中的“伯乐”，“大树”中的“大树”！左宗棠很想结识陶澍，可惜一直缘悭一面。
但命运还是将好运悄悄送上门来了。当时，陶澍要前往江西阅兵，就请假顺路回故乡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醴陵知县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不得了，马上竭力招待，为陶澍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又特意请当地“第一学府”渌江书院的山长撰写楹联。于是，左宗棠就幸运地接到了能跟陶澍搭上线的“橄榄枝”。
左宗棠出于对陶澍卓着政绩的仰慕之情，本着尽力彰显才能打动陶澍的原则，大笔一挥，写了几副门联。
陶澍来到醴陵，住进行馆，偶尔看到厅中挂的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最得他心：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澍年轻时候读书的地方，在家乡小安石门潭边。因为潭中矗立着一块石头，如同一枚印章立于巨流之中，所以陶家的书屋就取名叫作“印心石屋”。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陶澍，听陶澍谈起幼年读书的事情，问起陶澍家中的印心石，亲笔为他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额。这是陶澍十分引以为荣的事情。
左宗棠的对联既表达了家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巧妙地道出了陶澍一生中引以为荣的经历，同时虽然充满赞誉之意，但措辞大方得体，毫不做作。所以，看到这副对联，陶澍十分惊喜，就问这是谁写的。知县告诉他是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所写。正如传说中一样，陶澍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就命知县把左宗棠请来一见。
这一见不要紧，两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谈今论古，聊得甚是投机。左宗棠凭着聪敏过人的头脑、独特的见地和渊博的学识，很快就让陶澍这棵“大树”折服了。陶澍十分赏识左宗棠，称其为“奇才”，当他得知左宗棠次年将赴京会试，再三嘱咐左宗棠会试结束以后，不管考中没有，都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住上几天。
第二年，左宗棠会试再次落第，秋天回家时专门绕道南京，谒见了陶澍。他在总督署住了几天，陶澍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暇，就跑来找左宗棠，甚至主动提出要和左宗棠结为姻亲，当时陶澍的幼子陶桄年方六岁，左宗棠的长女孝瑜五岁，两人年龄相当。
但当时陶澍已经六十多岁，左宗棠才二十七岁，且陶澍是名动天下的总督，左宗棠却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落第举子，年龄、门第、声望都相差悬殊，左宗棠觉得实在不敢高攀，想要婉言谢绝。但陶澍却表示，左宗棠的门第名位，日后必然超过自己，至于年龄，儿女年龄相当即可，其他的都是浮云，还说自己年事已高，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驾鹤西去，到时候幼子和家事恐怕还要托付给他。最终，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
左宗棠前被陶澍奉为座上之宾，后受陶澍屈尊结亲，这份殊荣简直人神共愤，羡煞旁人！如果说拜师贺氏兄弟只是左宗棠尊师重道、用心求学的表现，让他在湖湘一带扬名立万；那么受到陶澍的再三礼遇，就是左宗棠走向成功的最好捷径。从此，左宗棠以一介布衣成了名动天下的奇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爱才惜才的官员们的青睐和瞩目。
第二年，陶澍死在南京任所，他的家眷回到家乡湖南安化。陶家家产丰厚，而陶桄只有七岁，孤儿寡母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家业。于是，作为陶家亲戚、左宗棠老师的贺熙龄，就邀请左宗棠去安化陶家教陶桄读书。
左宗棠于是来到安化坐馆授学，一去就是八年。这八年里，虽然陶澍早已不在，但左宗棠仍受陶澍的“庇佑”，他一边教授陶桄，一边兼任“总管家”帮助陶夫人处理陶家事务，一边在陶家藏书楼中孜孜不倦地饱读诗书。
陶家藏书很多，天文、地理、历史、军事等等，应有尽有。左宗棠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进一步了解了世事和政治得失，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收获良多，为他日后战场用兵、勤政为民，成为丰功伟绩的神一般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陶家有一套《图书集成》，正对地理、军事等感兴趣的左宗棠从其中找到《康熙舆图》《乾隆内府舆图》，细心考察研究，对其加以考订修改。
后来，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时，一位俄罗斯人带着一张《康熙舆图》来访，自以为是地夸耀自己对中国地理如何如何了如指掌。左宗棠就拿出《乾隆舆图》考问他，结果这个自以为是的“中国通”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在左宗棠面前夸耀了。
除此以外，陶澍做了几十年封疆大臣，不仅收藏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而且还有大量上谕和奏折，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得到的宝贵资料。左宗棠坐馆陶家时，这些书籍、资料随便他翻阅。早在弱冠之年，左宗棠就仔细研读过《皇朝经世文编》，在陶家时，他结合各类有关盐、漕诸策以及《艺舟双楫》等书，仔细研究清朝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从政以后，这一时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使得左宗棠对地方治理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左宗棠的一生，都以“做事”着称。但不得不说，他的这一作风跟他人生中几棵重要的“大树”对他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人就是陶澍。陶澍生前所做的可能只是帮助左宗棠提升了几分人气，但他死后留下的大量藏书，却为左宗棠打开了一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门。
正是在这里，左宗棠丰富了自我，了解了当今局势，掌握了军事、经济、政治、边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而正是这些知识，奠定了左宗棠日后丰功伟绩的基础，让左宗棠成为真正为国为民做事之人，再强大的外界压力也奈何不了他。
3.借助贵人力量，仕途之路顺风顺水
有些人只会傻傻等待好运自己降临，事实上，有时候，好运的降临需要“贵人”的相助。左宗棠就十分懂得抓住“贵人”这双能带自己飞翔的翅膀。
提到左宗棠生命中的贵人，就不能不提林则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天，林则徐因病卸任云贵总督职位，返回福建老家，途经长沙，舟靠湘江岸边，就想起左宗棠来，于是派人送信到柳庄约请左宗棠前来相晤。林则徐一直都是左宗棠所仰慕的伟人，但左宗棠却从没想过会得到林则徐的邀请，所以一接到消息，左宗棠兴奋异常。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人之间就有一段曲折却有趣的“交往”。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大义凛然，展现了一个抗敌英雄和爱国将领的伟大形象，深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当时左宗棠正处于青年时代，他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以及陶澍、胡林翼等人口中了解到了不少有关林则徐的情况，后来在安化陶家坐馆，读到陶澍与林则徐的往来书信，加深了对林则徐的了解，更对这位有学问、有能力、有操守的大人物充满敬仰之情。
道光二十八年（1848），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初被迫遭撤职流放的林则徐已经官复原职，当上了云贵总督。那时候，左宗棠的老朋友胡林翼正在林则徐的手下当差，担任安顺知府，他就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是湘中“第一奇才”。林则徐马上命胡林翼请左宗棠来任职，由于左宗棠当时家事缠身，只好婉言辞谢。但林则徐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世外奇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