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压不垮的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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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谋智双修,靠精锐之师锻造压不垮的脊梁(2)

一天,左宗棠微服出巡,终于发现了“谋杀”树木的“罪魁祸首”。原来当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的时候,往往将毛驴拴在树上,任由毛驴兴致勃勃地大啃特啃树皮,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人肯出面过问。

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怒,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皮对一棵树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树木自我保护的“盔甲”,又是树木输送养料的通道。特别是后者,就像是人的血脉气路,关系着树木的生死存亡,一旦被剥被啃,树将必死无疑。左宗棠沉思良久,决定就拿眼前这头正啃树皮啃得津津有味的毛驴开刀,杀鸡儆猴!

左宗棠解开缰绳,把毛驴拉到鼓楼前拴起来。鼓楼,顾名思义,其上放置一只大鼓,平时城中要发号施令、宣判罪犯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集中聚会时,官员就会敲响这只大鼓。

左宗棠健步登楼,运足气力,挥臂击鼓。咚咚咚的鼓声顿时传遍四周,军民震撼不已,纷纷赶到鼓楼前翘首观看。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派人去请来肃州分巡道和审判官员,说要公审这头啃树的毛驴。

等到衙门大员、仪仗士兵、施刑武士等都到来以后,左宗棠先向大家讲明了为何要“公审”这头毛驴,然后说原本驴主人也该一并处斩,但看在他不知规矩和后果的分上,姑且原谅他这一次,不过下不为例!接着,左宗棠让士兵和武士们摆开阵势,郑重其事地砍了毛驴的脑袋。

左宗棠斩驴护树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而其公平处理杀死树木的“凶手”的做法,更让当地人称赞有加。公平,向来都是处理冲突、办理案件的最佳境界。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管理者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结果就容易导致部下心生不满,其管理工作难以进行,更别提打造什么精锐之师了。左宗棠深谙其中利弊,所以时刻将一碗水端平,靠着这一点,赢得了部下和百姓们的敬佩。

据说,左宗棠有一个侄儿也在军中。这个侄儿从军以后,异常骁勇善战,因而不断升迁,于是他开始飘飘然起来,平时居功自傲,完全不把左宗棠植树护林的号令和定下的法规当回事,甚至当众拔刀砍倒一片树林。虽然随从和其他将领有意相劝,但他始终有恃无恐,这些人碍于他的特殊身份,生怕好事没做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只好放任不管。

当然,更多人是想看热闹,毕竟他是左宗棠的侄儿,左宗棠会不会一如既往地秉公处理呢?众人在脑海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左宗棠得知以后,怒不可遏,没想到带头犯法的竟然是自己的侄儿,既心痛,又恨铁不成钢。他知道,这时候,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置自己的侄儿,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他的信誉,让部下和百姓从此对他失去信任,那么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公平公正之形象必然轰然倒塌,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于是,左宗棠毅然决然地按照法规,以“故意毁林”之罪将侄儿斩首示众。

在这个事件里,被斩之人是左宗棠的亲戚,又是卓着功劳的将领,可是左宗棠仍然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正因公平合理,左宗棠才得到了部下和百姓的肯定和称赞。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人们都十分渴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他们希望上司不厚此薄彼,不存私心,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成绩,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奋力追求上进并尽力维护上司的权利,成为上司压不垮的脊梁。

有人说:“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一碗水要端平。”简单的一句话,却完美地诠释了一种管理的智慧。左宗棠正是将一碗水端平,树木毁坏,就只对“罪魁祸首”毛驴问罪,宽恕其不知规矩和后果的主人;侄儿犯法,则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依法处置。左宗棠始终怀有一颗平等之心,自然而然会得到部下和百姓的信任和尊重,管理自然毫无压力可言。相反,若是左宗棠做不到这一点,总是将重心倒向某一端,那么他碗里的水迟早会完全流失,最后空空如也,左宗棠也会因此而遭到部下和百姓的离弃,众叛亲离,失道寡助,这样的左宗棠恐怕早在初出茅庐之际就被压垮了。

“将一碗水端平”有时的确很难做到,但想要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获得部下的尊重和信赖,你就不得不像左宗棠一样公平公正。

古往今来,大凡成功者往往都是左宗棠一样的高明的管理者,诸葛亮要以公平服众,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曹操曾规定无论何人之马只要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就格杀勿论,为了以公平服众,在自己的马进入田地以后,他也要“割发代首”。

历览古今多少事,将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最不可缺,这不仅是一个人做人处世的必需,更是一个想要依靠团队顶住压力的管理者成功的前提条件!只要你手中的天平不倾斜,当你的队员们发现你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时,他们自然会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战斗”中,成为你最坚实的脊梁!

4.惩贪奖廉,别被“贪婪者”压垮

左宗棠在官场纵横捭阖的岁月,正是清朝官场最腐败不堪、贪污受贿最严重的时期。

左宗棠深知腐败贪污对于强军、强国的危害,他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受到这种腐败风气的感染,所以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反腐倡廉。经过长期思考以后,左宗棠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先将义利之辨剖析清楚,而后正纲纪、清仕风;二是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不让贪污者存有侥幸心理。

左宗棠认为,见事贵在明理,不明道理就很难辨别是非,自然容易败坏风纪。

就拿当官的人来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今天将就、明天将就、后天继续将就,事事苟且,必然养成贪污腐败的习气。

他曾在《〈林文忠公政书〉叙》中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思乱之生由于民情之不靖,实由于吏治之不修。”

在左宗棠看来,“吏治不修”是造成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力整饬吏事,根治腐败,彻底拔除管理中的“蛀牙”,才能避免整个管理系统瘫痪乃至被压垮!

为了根治腐败,左宗棠提议严格按法律办事。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治标治本,避免贪婪者暂时收手,等风声过后再次继续贪污腐败,而且能够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左宗棠初入仕途之时,率军进入浙江,收复杭州以后,他发现浙江政府统治腐败,苛捐杂税重重,当地人民生活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为了惩处贪婪者,肃清吏治,左宗棠减漕粮浮收、停关税、行盐票,接着又大肆惩贪奖廉。

当时,全国各地十分盛行买卖官职,浙江也不例外。当地很多官吏都是花钱捐来的,这些人把做官当成做生意,下了本钱,就大肆狂征暴敛,拼命地捞本取利。左宗棠看到浙江乌烟瘴气的官场,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些贪婪者。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左宗棠还要凭借手下的这个团队顶住强压重击,当然不能让这些“蛀虫”再增加他肩头的压力。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劾奏道府以下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例如:温处道支方廉,年老才庸,左宗棠奏请勒令休致;署玉环厅同知白让卿昏鄙不职,署常山县知县王兰心殊狡诈,开化县知县曹建春庸懦糊涂,试用知县江允中轻佻放纵,先用知县刘心濂工于作伪,升用知县王恩溥嗜好甚多,左宗棠统统上奏请旨将其革职,永不录用。而对于廉洁有才能的人,左宗棠理所当然地大力提拔,先后奏调二三十人。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调任福建。一安顿下来,他马上就开始研究当地的吏治,毫无疑问地发现当地吏治跟浙江一样腐败不堪,于是,左宗棠马上上奏清政府,历陈福建的困敝情形,指出:“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其作官也,俨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

这样的现状让左宗棠纠结不已,他想要一支强大的队伍,一支能够帮他顶住压力、为他平步青云劈山开路的精锐之师,眼前的“贪婪者”们明显难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于是,左宗棠再次使用手中的权力,奏请将周开锡、吴大庭等人调至福建,以供差委,同时对福建的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在给福建巡抚徐树人的信里写道:“贪吏如某某,请挈弟衔劾办。此外尚有应参者,容再闻奏。”又特别强调:“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这是宋代贤臣范仲淹的名句,左宗棠在此引用,意在告诫徐树人:揪出一个大贪官,他的老婆孩子哭得伤心,天下百姓拍手称快,总比任由他们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使得天下百姓哭得伤心要好!

左宗棠惩治贪官向来遵循这一原则,后来在甘肃查处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他说:“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然而,实际查办起来,事情却比想象中要混乱且困难得多,不仅杨国光的下属们纷纷为他弥补漏洞,提供虚假供词帮其开脱,就连杨国光的上司也对左宗棠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实事求是”,实际上却“随俗波靡”,该做的绝对不做,不该做的统统放任自主,对查办杨国光劣迹一事“漫不加察”。

左宗棠对此十分无奈,最后感慨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于是,左宗棠果断地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等官员统统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要求自己的部下要记牢七个要诀,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世。他本人也按照这一要求对部下进行惩贪奖廉。惩贪是主要的手段,而奖廉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方法。因为世上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名利,正如班固所言:“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一味地严惩,往往容易适得其反,相反,适当地奖廉,则会取得意外的效果。

左宗棠相信,一个人想要升官自然是为了发财,名与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严惩不贷,一方面适当奖励,让部下们在严格统治之下尝到甜头,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清王朝发放养廉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惩贪奖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一个管理者,往往需要依靠他的团队才能顶住巨大的竞争压力,取得进一步成功。所以,很多管理者都对员工实行严格管理,不过,聪明的管理者肯定会学习左宗棠,在适当时机给予部下奖励,像如今一些单位丰厚的月奖金、季度奖、年终奖,就跟左宗棠的奖廉、清王朝的养廉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才是胜利的根本

韩信有句名言:“(兵)多多益善。”人们又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到底哪一句更正确呢?相信左宗棠绝对会无条件选择后者。他向来相信,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之师,能胜过数倍于己的泛泛之辈。

咸丰三年(1853),长沙城被太平军包围,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心急如焚,最后在胡林翼的建议下,便多次派人礼聘左宗棠,终于请得四十一岁的左宗棠出山入幕,为张亮基出谋划策,成功地保住了长沙城。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写道:“用兵无他,只要训练得法,谋略总须先贼一招,自然得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凭借左宗棠出奇制胜的策略,长沙得以保住,然而,由于一些军队将领自身素质不行,其手下兵马也毫无斗志,使得左宗棠剿杀太平军的计谋未能实现,左宗棠对此甚感遗憾。他充分认识到训练对于用兵打仗的重要性。

咸丰十年(1860),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开始在长沙组建自己的军队。

左宗棠吸取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将“兵贵精”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选用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等人为将,让他们招募精装朴实的营勇,组成楚军。为了更好地训练和作战,在编制时,左宗棠不照搬楚军三百六十人一营的制度,而是前、右、左、后营每营五百人,而中营前、左、右、后哨每哨三百二十人。军队组建好以后,左宗棠带军从校场移驻金盆岭,晨夕训练,“渐有头绪”。

楚军在长沙集中训练两个月以后,开始正式参与战斗。左宗棠率军从长沙向东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入江西,直奔曾国藩在皖南祁门的湘军大营。这是左宗棠自己训练军队后的首次出征,左宗棠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他相信这两个月的训练绝对拥有奇效,也相信凭借这支军队,自己一定能够顶住即将到来的各种压力,一路顺风顺水。他在家书中写道:“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当时,太平军的新任军事统帅李秀成、陈玉成等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挫清军,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继而率军反攻,开始分兵向长江南北并进。这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围困天京上游屏障安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左宗棠率军到来,正好可以援助曾国藩抵抗太平军。

同年十月上旬,太平军南路西征军侍王李世贤的军队攻克了安徽徽州,直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湘军大营所在地,形势万分危急!左宗棠就在这时驾着彩云到来了!他带领楚军迎击北上的广东会党军,旗开得胜,左宗棠十分开心!接着,左宗棠带军赶往前线,成功地解了祁门之围。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左宗棠耗费数月精选勇士、晨夕训练,其效果果然可见一斑。只以区区数千人,就解了曾国藩坐以待毙的局势,其关键是什么?恐怕不仅仅是左宗棠的奇谋百出,还有楚军的训练精良。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办事效率也难敌众志成城,面对危机局势,左宗棠身上的压力前所未有的沉重。想要消除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就不得不依靠他手下的五千楚军。

左宗棠很聪明,为了强化楚军的能力,事先在训练上下足了功夫,所以面对太平军的千军万马时,仍然游刃有余!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再次把精力放在了整饬军队上。他严查吃空饷、体弱多病的情况,本着“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的原则整编队伍,使原本的西征大军一下子缩减了一半。

例如,满人金顺部原本四十七营,缩编后只剩十九营;景廉部原本三十四营,缩编后成十九营;徐万福招募的四营湘勇缩编为三营。与此同时,左宗棠还购买了大量军火,对西征军队进行武装先进化,并专门训练士兵的射击、开炮等,做足了利用军火作战的准备。

此外,左宗棠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最重要的是练心,然后是练胆,最后才是练体力和格杀技巧。所谓“练心”,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思想教育工作,左宗棠先从思想上激发士兵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为朝廷去战斗,楚军和西征大军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秘密武器,因而特别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