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1863年八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唯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船，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
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十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
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
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
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前往投奔。
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至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齐文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很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他自然不会把白齐文交给美国人。
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迭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松林才“无法消弭”。
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
李鸿章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白齐文的存在，对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上天既然赐予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好机会，李鸿章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无毒不丈夫，要做就要做到底，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做事婆婆妈妈的人自然也不会在政坛上立住脚。
4.当机立断，才能永绝后患
赶尽杀绝，是李鸿章对待敌人的手段。李鸿章的这种赶尽杀绝在让他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也让他解除了内部带来的威胁，让自己处于更安全的地位。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争，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支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李秀成回到苏州，与清军打了几仗，发现郜永宽等将领军心已变，苏州必定落入敌手，为保全实力，李秀成决定放弃苏州，但谭绍光坚决不听从李秀成的建议，誓与苏州共存亡。在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得挥泪作别苏州。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郜永宽等四大将军与谭绍光存在矛盾，无论在对待什么事上，一直不和，有时会发生争执。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十一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面对铜墙铁壁般的苏州城，李鸿章表现出了为难的脸色。而就在李鸿章为此事感到焦头烂额之际，“常胜军”指挥官手下的一名奸细探知了四大将与谭绍光不和的这一重要消息，更让戈登感到高兴的是，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
得到这一消息的戈登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
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
十二月四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大功告成后，清军却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首先是郜永宽等降兵依然没有剃发；其次是二十多万兵卒中，有十万依然装备精锐，富有战争能力；再次是苏州城内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垒起，设立关卡。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了郜永宽等人的不诚意？随时在怀疑清廷对他的承诺，为自己回归太平天国留后路呢？
联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鹤章几个月前在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件事后，李鸿章不寒而栗，疑心越来越重，最后冒出了设计处死这八个降将的想法，目的是防止郜永宽等人的再次叛变。
为了杀死以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李鸿章设下宴席，邀请郜永宽等来赴宴，并准备在宴席中将其杀死。在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郜永宽等人欣然允诺，却不知李合肥设下的是一场要自己性命的鸿门宴。
次日，郜永宽在李鸿章设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开始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拔出腰刀砍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终于，李鸿章实施了他杀降的行动。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三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
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李鸿章杀降，虽然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此时的当机立断，确实为其解决了无穷后患，有效地防止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
5.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
有政治，就有帮派。帮派是政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一个人想要让别人支持自己，跟随自己，就要能代表并实现别人的利益。只有利益的连接，才能形成最稳固的关系。一个人在政坛上如果没有人跟随和支持，那这个人在政治上将会无所作为。
晚清的政坛现状也催生了帮派的产生。因为中央政府的无力，权力开始向地方实力派集中，朝廷为了节制地方实力派，防止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害朝廷安全，所以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平衡战略，这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各个帮派的兴起。
在晚清的各派势力当中，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当仁不让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