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授意盛宣怀把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此时，东南互保的雏形已经形成：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订“和平条约”。
东南互保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的战乱波及，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须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由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以及由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李鸿章是东南互保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终于勉勉强强地稳定住了南方的局势，将民族从无休止的战乱中拉了回来。而李鸿章关键时候的装聋作哑，也救了他自己。
李鸿章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听不到，看不到，是一个人的权利，对此，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从整个局势来看，李鸿章无疑是东南互保运动的总后台。李鸿章关键时刻的装聋作哑，不仅降低了国家的损失，也救了自己。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主战的官僚，被慈禧砍瓜切菜一样斩了头，而李鸿章则被封为“全权大臣”，主持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6.做人有原则，做事懂油滑
“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的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油腔滑调是贬义词，为人太油滑总让人觉得靠不住。但做事如果不油滑一点，有时却难以成事。
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在朝野内外的明枪暗箭攻击之下，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夹缝中生存，没有点油滑的本事，即便不被政敌击倒，也会被过大的压力给压倒。
李鸿章和其老师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在处事的原则上却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是“诚”，而李鸿章应对世界的原则是“痞子腔”。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套是很不以为然的。早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曾经对李鸿章的这点提出过批评。
曾国藩为人严谨，而李鸿章则有点不拘小节。
刚到曾国藩幕府的时候，由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在安徽把团练办得一团糟，所以觉得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
曾国藩也深知李鸿章年轻气盛，急功近利，所以经常点拨他，并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天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好，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则有睡懒觉的习惯，曾国藩的习惯让李鸿章苦不堪言。
为了不参加这样的早会，李鸿章耍起了痞子腔。对人诳称头疼，不参加早会，可曾国藩却跟李鸿章较真了，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衣赶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
这时的李鸿章，还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痞子腔大多是用来对自己的懒散和怀才不遇的开脱。但这看似不好的习惯却在日后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曾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置身事外，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直接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俩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曾国藩的老实使其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朝廷不满，于是朝廷决定换人。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来到天津当然先要去拜会一下曾国藩，两个人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讲处世的基本原则，“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讲的原则，李鸿章是记住了，但做事的办法，李鸿章显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实也证明了李鸿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国藩恪守诚的结果是让他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抱着“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的悔恨，在一年之后郁郁而终。而李鸿章以“痞子腔”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却是让洋人满意的同时，在国内也获得了一片赞誉。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并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
李鸿章也曾对人说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教育过他，“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其实，凡事都有个度，过于油滑，自然办事就不扎实，“痞子腔”只能作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为处事的态度。曾国藩了解李鸿章的特点，对李鸿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鸿章一边继续他的痞子腔，同时又尊奉老师的“诚”字，并不矛盾。
不仅在对待外交上，李鸿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场上，李鸿章也经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办丧事的时候，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
“恶人还需恶人治。”但治恶人的责任，总不能全交给恶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见了恶人都绕着走，那这个世界不就是恶人的世界？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恶人他比恶人还恶，遇到流氓，他比流氓还流氓。如此一来，不管是君子还是恶人，以至于流氓混混，李鸿章都能搞得定。
或许，李鸿章的这种“痞气”在曾国藩眼中很不入流，但这种痞气不管是在对待洋人，还是对待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却是非常实用的。这种“痞子腔”，对李鸿章的几十年官场沉浮，作用是十分显着的。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指出其“六可杀”，吓得李鸿章噤声了。结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但固执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清政府自己拿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国对十一国开战，在对列强的战争中，对一国都难以取胜的清王朝，简直就是疯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将死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是最早提出“韬光养晦”的内外战略的人，可惜，他的战略性眼光，支持的不多，指责的不少，直到今天他还背着卖国贼的骂名。
外交上，李鸿章一直想绕开列强张着的血盆大口，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却要绕开国内顽固派的敏感点，绕开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的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说是要修“马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奇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手段，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
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一次，李鸿章就把醇亲王请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才正式打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
李鸿章还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
在政治上，李鸿章更是绕道走的高手。
李鸿章一直倡导“变法”，但李鸿章知道在晚清政坛上实行变法意味着什么。所以，李鸿章的变法，一直避开了关于整体、伦理等敏感的问题，更避开了朝廷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争斗。
维新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
李鸿章一直在考虑一种安全的，并且阻力最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非常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
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
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