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这天，外国使节纷纷来到总督衙门向他道贺。大家入座后，好长时间也不见李鸿章的身影。直到等得快不耐烦了，李鸿章才不紧不慢地踱入客厅，向各位使节打了个招呼，便招手让随从替他脱去外衣，另换一套。他一边同洋人说着话，一边慢腾腾地伸出胳膊，让随从替他穿衣，不慌不忙，旁若无人。边说还边比比画画，说到兴奋处，他手势不断，随从们只好在一边等待，一套衣服足足换了半个多小时。各国使节没有办法，耐心地领受这位总督新的外交“规矩”。
李鸿章还定过一个规矩。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前，总督衙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外国使节到来，一定要送上上好的酒果来供客人享用，久而久之，仅这一项开支每年便要花去清政府几千两银子。到李鸿章做总督，等到酒果端上来，李鸿章当着公使们的面，挥了挥手，喝令“撤下”，并当场立下新规矩：今后凡外国公使初来本衙门，仍要端出酒果款待，第二次来，则不必客气了，大家都是熟人了嘛。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其实，十九世纪是“宰相的时代”。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这种尊重让对手在倚重李鸿章的同时，也把李鸿章逼上了“卖国贼”的位置。
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样一种“倚重”的形势下，让李鸿章又当了一回卖国贼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最懂洋务”的李鸿章，成为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唯一的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坚强挺立在国际舞台上的李鸿章，却因为身后国家的贫弱，整个朝廷的无能，吃尽了苦头。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一切责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靠边站”了。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美国人指望李鸿章作为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他们不知道除了李鸿章，他们还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对内对外，李鸿章都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清政府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外国人也得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这让李鸿章背负了更多的误解，但李鸿章并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利益的代表。开放是互利的，即便会经历阵痛，但开放却是要坚持的，李鸿章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者，而那些主张封闭的人才是真正的误国者。
相对于国人来讲，外国人更希望李鸿章这个开明、开放的中国实力派，永远不要倒下。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李鸿章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这对李鸿章来讲并不惊讶，因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他一直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这些攻击，有来自政敌的，也有来自洋务派内部的。面对这些攻击，李鸿章很淡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个人面对各派势力的攻击仍岿然不动，当然这与他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分不开的。李鸿章从来不缺反对者，但也从来不缺支持者，这是其屹立官场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光绪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要求他们“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有为、梁启超，慈禧恼羞成怒，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
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唯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唯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唯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虽然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一直是李鸿章想做但没有做到的，李鸿章虽然不赞成维新派的做法，但对于他们的想法，则是双手赞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革命派中，对李鸿章寄予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并说“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首先想到李鸿章。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李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A.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后来，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已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却成了各派势力想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方便实用的桥梁。各个派别，谁得到了李鸿章，谁就在大清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维新派需要李鸿章明里暗里的维护和支持，革命派需要借李鸿章扯出自己的大旗。不过，现在最需要李鸿章的，其实是朝廷，在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之后，北京那个烂摊子需要有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强有力的人去收拾，而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
其实，早在朝廷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时候，慈禧就不断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要李鸿章北上，实际是无奈之下要为议和做准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