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如此，李鸿章还在奏折中对那些自视清流的士大夫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
针对反对派“靡费太重”的抨击，李鸿章在全面审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李鸿章坦言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但认为“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更指出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李鸿章进一步详细说明船厂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从现实上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
李鸿章更是大方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然后以刚结束的普法战争为例，分析了战争中胜负的因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清朝要想战胜西方列强，就要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投入更多经费，而不是减少投入，更不是停止造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鸿章辩得高明。
当然，李鸿章明白树敌是不好的，所以又说，即便打不过外国，但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这些船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在这篇奏折中，李鸿章最高明之处在于抓住反对者的要害，为自己在艰难中进行的洋务运动造势。针对反对者反对造船的主要理由是财政经费紧张，李鸿章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办洋务。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
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此时，李鸿章恰好借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来说明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
清廷将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三人的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
通过这场辩论，李鸿章从被动转为主动，有理有据，在驳倒反对派的同时，为自己发展洋务铺平了道路。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单纯是辩论家了，而应该被称作战略家。正是因为善辩，让李鸿章每每受到政敌攻击的时候，通过有力的反击，把打击降到最小，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4.精明做事，圆滑做人
世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和人性，而对人心和人性的准确把握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的基础。李鸿章对人对事都有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来自其知识储备，同时也因他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混迹草根的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判断事物总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
李鸿章出身淮上，当时的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那时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是戴上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杀人劫掠。
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也就是捻子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
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李鸿章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以铁血法则建立起来的秩序当中，在这种暴力的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倾轧甚至打杀，彼此之间钩心斗角、敌对和仇恨，人性的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环境之下，对人心和人性的琢磨，相互之间的算计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自然从骨子里少了一分曾国藩的厚道，而多了一分曾国藩所不具有的精明。这是李鸿章少年经历所给予他的对于生存法则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体悟。
如果曾国藩想要重建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统，李鸿章要的，则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这是李鸿章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而这是李鸿章基于对人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用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是最直接的，在清末动荡和转型的过程中，同样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敝，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头脑之精明。
也正是在对人性了解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让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以及开办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过人的精明。
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与洋人军队打交道以及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对英法军舰的参观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李鸿章是一个有了认识就必定要付诸实践的人，表现之一是开始在淮军中推广使用西洋兵器，首先是洋枪，随即是劈山炮、火炮等。此外，李鸿章还大胆聘请洋人做教练，大大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并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把握趋势，逐步推进。而且，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整个洋务的关键——人。
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枪炮的威力，他对于西方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李鸿章先是设厂仿造，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掌握了制造之法，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是在设厂仿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也就是说要先有制造机器的机器，然后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
李鸿章是实干家，既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械制造局。不久，李鸿章更是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派遣幼童留学生。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抓住了事情的核心，准确判断出事情的走向，并且推动着事情向前发展。
李鸿章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究实效，不仅仅是当下的实效，更注重未来的实效。因为李鸿章知道，只有现实的利益最有说服力，所以，李鸿章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没有片面地停留在“求强”的层次，而是在“求强”的同时开始“求富”。
李鸿章的精明，集中体现在其对待孙文的态度上。孙文给李鸿章上书，当时的孙文自然还稍显稚嫩，但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这就耐人寻味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推进幼童留学到保护革命的种子，从办洋务到建海军，李鸿章就像一个民族希望火苗的保护者。
李鸿章对当时的世界总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其浸淫官场多年的结果，也是其对事对人深入思考后的结论。
李鸿章过人的精明，让他做事的时候自然多了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又让李鸿章在与人的相处中油滑老练，主动远离不必要的麻烦。
李鸿章比他周围的人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更多地经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对世界和人生，李鸿章总能站在高于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对那个时代，就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也让他在晚清政坛跌跌撞撞，但一直不倒。
5.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前，李鸿章是个文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
李鸿章有才气，喜欢卖弄。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奏折，大抵由他代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很快就攻下了安徽安庆。李鸿章在京城听到太平天国已经打到自己家乡这个消息，就去找吕贤基，要求吕贤基上奏朝廷，希望皇帝不要坐视不理。吕贤基立即吩咐李鸿章替他写奏折。李鸿章很快就把奏折写好，吕贤基立马就上报给了朝廷。咸丰此时正在物色人选去安徽平乱，接到吕贤基的奏报后大喜，感觉奏报上的内容正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于是，立即派吕贤基去安徽平叛。
但吕贤基没想过领兵打仗的事，上疏不过是感一己之慨，没想到这次奏折把自己送到了前线。在心理不平衡之余，断然上疏推荐李鸿章回乡练乡勇，咸丰帝当然应允。就这样，李鸿章的一封奏折，一下子把他从翰林院带到了前线。
一封奏折改变了李鸿章和吕贤基的命运，即便这次是属于“无心插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鸿章在文笔上确实是不错的。
李鸿章的文笔真正发挥威力还是在他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认同。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写过几个好奏折，其中一封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在所有为曾国藩写过的奏折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被称为晚清第一奏折的《参翁同书片》。
《参翁同书片》写于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1862年2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