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用外力，才能在乱世中不被打倒
一个人要想让别人扶持自己，就得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其安全的保障，而不是一个威胁。所以，别人的危机，就会成为自己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是个很懂得利用这样机遇的人。闻名遐迩的淮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时，上海被围，江南豪绅地主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上海需要有人解围，但曾国藩这边在兵力上却捉襟见肘。曾国藩最初想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淮军的建立，上海富商出钱，曾国藩不仅亲自制定营规，还给了李鸿章一大批军官，帮助李鸿章训练队伍。李鸿章建立淮军，自己基本上没出多少力，完全是应别人的要求，在别人的“无私”帮助下建立的。
淮军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建立的，但淮军最终却没有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裁撤，相反，李鸿章借朝廷对曾国藩的猜忌，同时，因为当时捻军横行北方，在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不但没有裁撤淮军，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了淮军的实力。
可以说，正是曾国藩裁撤湘军，给了李鸿章的淮军第二次崛起的机会。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也是出于不得已。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原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英勇作战，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湘、淮军拱手相让。这对“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据《清代野史》记载，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徽，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国藩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和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将领们却不甘心，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而慈禧为了打击湘军的势力，更是极力提拔李鸿章。
自己的发展，一定要让别人感到舒服，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打压。李鸿章巧妙利用曾国藩跟朝廷的矛盾，不仅让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还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李鸿章后来建立北洋海军，同样也是巧妙利用了中外矛盾，尤其是利用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抱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鸿章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被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了文祥、沈葆桢等人的支持。朝廷最终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并建立中国海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在以后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淮系集团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袁世凯曾是李鸿章这个集团里的一个核心成员，他在李鸿章逝世之后又发展起了自己的一个北洋集团。而北洋集团不仅干掉了清政府，还一直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政治格局的走向。
“乱世出英雄”，在某些人看来的灾难，总是某些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有些人等待着被灭亡，有些人则借机崛起。
李鸿章一直处在各种矛盾的核心，而他也巧妙利用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成为晚清政坛的“常青树”。
2.长袖善舞，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而北洋海军的覆灭，让李鸿章也输掉了老本。这时的清政府跟李鸿章都已经没有了与外国列强抗衡的资本。
但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既然已经没有内力可恃，那就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在他看来，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不露痕迹地建立了与美国较为亲近的关系。
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格兰特于七月四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七月十四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而且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
虽然格兰特的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还是乐于帮助中国的。
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当时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大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欢迎你的来访！”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卢杰将军说李鸿章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李鸿章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博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在义和团运动中，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
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为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
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
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而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为，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为自己的在华生命财产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
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英国人此举是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讯，秘密派遣美国人福开森（J.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报告美国政府，请求美国设法制止。刘坤一同时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即便没有刘坤一的请求，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见状，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在中断与北京联系，不知公使馆人员死活的情况下，于七月三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通牒，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
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政府反目为仇，相反，为了遏制其他列强蠢蠢欲动的野心，美国强硬申明“要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维护世界各国与完整的中华帝国（之间）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李鸿章访美终于得到了回报，美国在大清国和李鸿章最艰难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让他们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住了，没有倒下。
当强敌环伺的时候，最好最明智的策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列强先斗起来。李鸿章是挑动列强争斗的好手，虽然他的策略屡屡遭到国内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的破坏而大打折扣，但在那个敌强我弱甚至任人宰割的年代，借助外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古老的道理，多数人都懂，但很少有人能用到李鸿章这样纯熟了。
3.懂得以恶治恶，才能在强压下不乱方寸
晚清的政府如果是一块肥肉，列强就是饿狼，谁都想在清政府身上咬一口。清政府无还手之力，只有寄希望于列强之间能打起来，这样就可以减轻它们加在清政府身上的压力了。
甲午海战之后，这种形式更为明显，而为了夺取在华利益，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更突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在华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列强的神经。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不过传教和通商二事，到了战后关系已紧密，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甲午海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日本战胜之后，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俄国也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联俄抗日，已经成为当时清政府多数人的想法。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
“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唯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
清廷其时方寸已乱，就同意请求俄国干涉。
先是俄国公使库曼先后照会英、法、美、德、意、奥、比、葡、荷等国，就辽东半岛割让问题影响清帝国首都安全，进而影响各国在华利益为由发出抗议。
由于俄国拉拢了法国和德国，三国抱团后其强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抗衡它们。因此俄国的提议得到了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列强国家的精神支持，英国虽然拒绝，但是选择了中立，因为英国实在不敢同时得罪三国。
这样一来，俄国取得了国际列强们的支持和默许，联合法国和德国一起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