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以一种并非有意取笑的方式说到一本著作，称之为“对知之甚少的女子性欲这一困难问题的一种率直、大胆而又极其精密的研究”。这里所用的“知之”一词就一种特殊的意义说，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这是一种选定的意义但并非仅有的可能选择。在经验的意义上，很难设想有什么事物比女子性欲“知之”更多的了。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的确，很少有什么关于女子性欲的“详尽科学知识”，虽然本来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唯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曾试图和一位妇女争辩，她完全以吃巴西胡桃和蔬菜为生。结果一切辩论都毫无用处，因为她断定是我对胡桃和蔬菜有“偏见”。或者，为说明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体会一位男子的困惑心情，他的母亲送给他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系上一条领条，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讨厌另一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来自辛那侬的启迪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唯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
有瘾者是否一切治疗都是自我治疗？是否他们想继续治疗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吗？这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自爱和自我宽恕的方式？一种拥抱过去并消化它，使它转化为好事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在提示我们，其他帮助活动，如心理治疗、教育、父母教养等等也可以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吗？而这一可能性不是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吗？即：任何个人的和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认同的认识，即一种自我认识？观点的效用如何？任何别的人都不会那么喜欢他们，理解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只有从同一个磨房里出来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一切。”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
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
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在这一领域中，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士、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唯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中存在很多，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吸毒和酗酒。但也已经发现，在许多情境中，最好是黑人和黑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打交道。可以这样推论到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有时会越来越稀释，如女人和女人，孤儿和孤儿，大脑麻痹者和大脑麻痹者，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等等。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份量，正如在某些地方在和平队中教学两年也不能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我能列出很多的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难道学位证书持有者、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专家是唯一的聪明人？难道只有这些人才有知识，才有卓见，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治好病吗？难道必须有某位主教用他自己的手抚摸一下才能进入神圣的殿堂，才能得到宽恕吗？在那么多的部门都要以学位作为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正确且起作用的吗？为什么不寻求实际有效而适合的教育、知识、技术、能力？课堂真是唯一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或最好场所吗？一切知识都能由言词传达吗？我们能把知识全都写在书中，写在课程讲义中吗？知识能否总是用书写来测量？任何母亲是否都必须听从任何儿童心理学家的劝告？是否牧师都能掌握全部宗教经验？一个人在写诗以前是否必须得上“创作入门”、“中级创作教程”和“高级创作教程”的课？在挑选生活居室时，是否持有熟练的专业文凭的选择会比我自己的选择更使我满意？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我们必须保持注意并警惕官僚制度化的危险，警惕政治组织机构和教会的危险，我们才可能看清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只有我们牢记技术专家能很容易地变成手段专家而忘掉目标，我们才能恰当地使用他并避免“专家统治”的危险。
曾有人给技术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安排世界的一种窍门”，我们不一定非要亲自体验世界不可。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使人失明的经验先天性
现在，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也就是用艺术测验来说明。这个测试是我的妻子和我制定的，可以用于测试整体知觉和直觉，测试领会艺术风格的能力。我们的测试结论之一是：“艺术知识”，如艺术专科生、专业艺术工作者等等的知识，既有利于测试成绩，又会给测试成绩带来负面影响。领会“风格”的较好方法不是分析或解剖它，而是要使自己成为承受的、整体领会的、直觉领会的。例如，现在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迅速的反应往往比长时间的、审慎的、细致的研究更成功。
我将称之为“经验的先天性”——对整体性特质的整体知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它是一种意愿和一种能力，无须其他“认识”方式辅助而直接体验。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由此可得出的结论，那些仅在分析学、原子论、分类学是或历史学意义上“懂得”艺术的人，领会和欣赏能力较差。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分析型的教育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原有的直觉。
或许，传统数学“教育”是一个更好的例子，它在蒙蔽儿童的眼睛，从而使他们在看不到数学的美妙方面做得更加成功。在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存在“盲目认识者”，植物学家看不见花的美；儿童心理学家使儿童在恐惧中逃避；图书馆管理员不愿让书借出；文艺批评家以高傲态度对待诗人；盲目的教师为他的学生而毁掉了他的学科等等。
有些哲学博士是“持有证书的合格人”和郁郁寡欢的并无真才实学者，他们发表文章只是为了避免默默无闻。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女孩悄悄地议论这样的博士说：“他不是有趣的人，他除了他的论据以外什么也不懂。”
一些艺术家、诗人、“歇斯底里式的”人，尊重并崇尚感受、情感、直觉和冲动；而一些宗教人士和一些更神秘的人物往往就此止步，他们可能排斥知识、教育、科学和智慧，认为这些人是本能感受、先天直觉、自然虔诚、纯朴明晰的毁灭者。我认为，这种反理智的猜忌倾向的发展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发展更深，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例如，我认为在文化中这是构成男人和女人之间深深不理解的根源之一。而历史已经表明，它能够爆发为可怕的政治哲学。
对于这些攻击来说，由于它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真理和正义存在，因此，传统的、分析的、机械化的科学对它们才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但更广泛的科学概念能迎接并回答这些疑难问题，这样的科学包括单独的、经验的、道家的、统一的、整体论的、个人的、超越的、终极的等等知识在内。
此项艺术测试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例证。如果更审慎的研究将进一步证实我们强烈的第一印象，那么似乎也很明了的是另一些人——他们领会风格的明晰、直觉和能力可通过教育和知识得到改善和扩展；他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普遍的、抽象的、合法则的言语知识影响他们对个人情境的体验；他们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的领会并使他们的领悟更丰满、更繁复、更具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