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我还想提醒一下，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包含着的一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我想，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如同你刚开始学习跳舞时一样，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都要经过亚瑟摩雷学校的训练，先出左脚然后迈右脚走三步，这样逐渐地你经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运动，但我想我们都会这样说。有助于学会跳舞的心理疗法就在于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学会很好的舞蹈动作，就是说，要更自由地跳，更优雅、不拘束、不抑制、不自觉、不渴求等等。同样，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而我们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脚的心理治疗）在我的经验里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性而无须你有意去培养，甚至无须你提及这个词。
另外我要说，有一些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我的一个学生的一篇论文揭示出来。它的开端是关于生孩子的高峰体验，来自母性的欢乐等等。但它接下去转了话题，因为谭泽夫人曾发现，当生孩子是良好或伟大体验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其他奇妙的改变发生。那时，许多事情在那位妇女的一生中都将改变。它可能有宗教转变体验的一些味道，或有类似伟大启蒙的效果，或类似伟大成功的体验，它强烈地改变了那位妇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变了她的一切行为。
另外，我认为这种一般的研究在谈论“气氛”时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我曾试图制定非线性系统组织的体制并找出这种组织中出现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么我只须说，这种创造性气氛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便如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王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像我宁愿采取的名称那样。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这就是我的一般说明。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们也需要治疗方面的类似物的帮助。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等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这样，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粘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像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是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基础问题。
最后，我愿再说一点，一个特殊问题，而不是一个一般问题。我愿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
我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我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连个招呼也没跟我打。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我一年的时间，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发挥创造性。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有一次要动手术，他还记得当时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这显然是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我的朋友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方法或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实验等等。
我想，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性的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几年的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时间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实占有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们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选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像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克服创造中的情绪障碍
在我刚开始研究创造性时，还完全停留在学院和教授课业问题的地步。后来我被调到工业这样的机构，这真是一种使我惊异的事。对于新部门的业务我一无所知，我颇感不安，我的好多同事也和我一样遇到类似情况。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结论及我们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大型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我能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我却尚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即使对有创造性的人员也是既棘手又重要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谈的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的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一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我以为，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是这个机构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所研究的人具有本质上的革命性——他们背离现实，不满足现状，所以这有点像努力对革命和稳定的社会进行调和。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使我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能这样概括：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层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像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机体内部的，为了得到它，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含义可以说明这种新的尖端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惧怕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我要试着说明的问题。
我是在谈我称之为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是超越现实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和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做出过证明，她在一组又一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作用巨大的著名人物中发现了它。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家全书》中所有带星号的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又对美国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进行了研究。她能证明一个非常特别的悖论，我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许多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像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于是，你可达到我曾达到的一种特别的结论。我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工具，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大多数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我曾选出一些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深入到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我只要向你提供仅仅一个例子，你们自己或许也都能经历到的例子。
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可见表面更多的创造性。我问过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他们的普遍结论，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通常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共同的意见，甚至有资格被称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
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原本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透析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我指的是强迫症，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想首先谈谈它。
一般有这种神经症的人表现为神情抑郁，举止刻板、封闭。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必须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记录员等等。
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其余的人都更明显地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从特殊的情况中推导出适合一般情况的理论。这些人必然会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唯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这些理想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
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很可怕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允许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成功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舒适。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究竟怕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抑制的内心冲动。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上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体内的危险，但此后只要他一看见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从容不迫。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的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种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惊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