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一些材料来补充说明和支持这个论点，它们是1939年发表的。在这个研究中，我曾试图发现强控制型女性（坚强、自信、逞强好胜型）与弱控制型女性（顺从、羞怯、退却型）之间的各种差异。我发现了很多的区别，以致最后仅仅通过对她们的走路、谈话等进行观察就能够较轻易地作出判断（并且由此得到证实）。
性格结构在趣味、衣着，社交场合的行为，以及明显的手段性、目的性、有动机的行为等方面自然地表现出来。只需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性格较强硬的人的力量在对食物的选择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她们喜欢更咸、更酸、更苦、更辣以及味道更刺激的食物，例如，味道强烈而不是味道温和的干酪；喜欢味美的食物，甚至可以不顾其外观上的不雅观，例如，水生贝类动物；喜欢新奇、古怪的食物，如烤松鼠、蜗牛等。她们不拘小节，恶心、呕吐的机会很少，对于匆忙准备的不雅观的饭食也很少感觉惊慌。但是她们比低控制性女性更沉迷口腹之乐，胃口更好，也更馋于美味佳肴。
根据一种观相术的心物同型论可以发现，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她们的语言更激烈、强硬、坚决，她们所选择的男性也更坚定、强硬、结实，她们对剥削者、寄生虫以及企图利用她们的人的反应同样是激烈、强硬、坚决的。
另外，艾森伯格的研究，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结论。例如，在社会性格类型（用于衡量控制情感或者自尊的测验）中获得高分的人更容易在与试验者的约会中迟到，更易表现出不恭敬，更不拘礼节，更鲁莽，对人更容易盛气凌人，更少紧张、焦虑、焦急、更易接受恭奉的香烟，极易作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在性的反应上，两种类型的人具有更加明显的差异。获高分的女性在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更像个异教徒，宽容、认可性要强得多。她更有可能失贞、手淫，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更容易尝试这样的试验：同性恋，舐阴以及肛门性交行为。换言之，这里仍可以说她更唐突、更强硬、更激烈、更坚决、更少受限制。
卡彭特做了一个没有公布的实验，研究了获高分和获低分的女性在音乐的趣味方面的差异。试验得出一个可为人预料的结论：获高分的人更易接受古怪、疯狂、陌生的音乐，更易接受缺乏旋律和有不和谐音的音乐，更易接受强有力的而非甜蜜舒缓的音乐。
米多证明，受到压力时，获低分的人智力降低的程度大于获高分的人，这就是说，她们不够坚强。麦克里兰和他们合作者对成就需要的研究中对此曾有论述。
这些例子对于我们的论点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它们都是无动机的选择，都表达了某种性格结构，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莫扎特的风格，雷诺阿临摹戴拉克鲁克的一幅画更能突出雷诺阿的风格一样。以上事实是表现性的，正如写作风格、主题理解测验中的描述、罗夏测验的记录或者小孩子玩玩具，这些都是表现性的一样。
游戏
游戏可以是应对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关游戏疗法和游戏诊断的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很可能将取代过去提出的关于游戏的各种机能性、目的性、动机性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我们对于动物使用应对的表现两分法，我们也很有理由期待对于动物游戏的更明显实际的解释。
为了开辟这一研究的新领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游戏可能是无用和无动机的，可能是存在而非奋斗的现象，是目的而非手段。大笑、欢闹、娱乐、嬉戏、欢快等或许也是如此。
思想意识，哲学，神学，认识
这个领域也是利用正统的心理学无法解释的。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一般的思维按惯例一直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即，是机能性和有动机的。
我们用来反驳这个假设的少得可怜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对于更庞大的思想产物的分析——哲学体系，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神学体系，它们与个人性格结构的相互关系是很容易证实的。
叔本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这一点似乎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已经从主题理解测验的描述和儿童的艺术作品中学得了很多东西，若再将上面的事实说成纯粹是文饰、防御或者安全手段无疑是天真幼稚的。再举一个类似表现性作品为例，想必不能说巴哈的音乐或者鲁本斯的油画是防御性的或者有种文饰作用吧？
记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或高或低程度的体现，但它同样是相对无动机的，潜伏学习的现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们就这个问题而强烈的争论实在是离题太远，因为老鼠是否能表现出潜伏学习与我们毫不相干。但这一点对于人则是勿庸置疑的。
安斯巴赫发现，不安全的人具有不安全的早期记忆的倾向很强烈。我个人发现，不安全的人强烈地趋向于做不安全的梦，这些同样是很好的例证。它们似乎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不能设想，假如不是勉强拉扯过去的话，它们怎能被解释为满足需要、报偿性或者加强性的呢？
不管怎么说，人们往往能够轻易发现那些真理和正确的答案，而并非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来追求。在大多数实验中，解决问题前都必须具有某种动机。这一事实很可能是问题的普遍性或专断性的作用而不是“所有思维都必须有目的”的证明。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维如同感知一样，可以是自发的和被动的接受或者生产，它们是机体的存在和性质的无动机，不费力的表现，是让事情自然发生而不是人为地使它们发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树上的苹果那么自然存在一样。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
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方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理性和冲动的协作性体现得更加清晰，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分裂和对抗，通常就是社会病态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非有错，而只是过分排斥。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
认知和情感所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矛盾，它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只是明显的原子弹例子，还包括科学本身暗含着的价值系统，这是个极其普遍的事实。
总之，“纯”科学家最终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型或牛顿型，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关于科学和真理的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
表现性行为的典型特征
在阿尔波特、沃纳、安海姆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明确阐述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我们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许多行为举止既有表现性也有应对性成份，例如走路既有风格也有目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像阿尔波特和弗农那样排除在理论上有几乎是纯粹的表现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不是走路而是闲逛；脸红；动作优雅；举止难看；吹口哨；儿童的欢笑；私下的、不以交流为目的的艺术活动；纯粹的自我实现等等。
由于太注重实用，传统的心理学忽略了许多对它原本意义重大的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学家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欣喜、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知之甚少，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也绝少有用甚至一点用都没有。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贡献甚少，现代最缺少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公开置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观点。我们不妨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应对性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先天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被约束、被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应对的目的通常在于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屡试不爽，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也只是副作用。
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往就是目的本身。
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有时也表现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随意而为。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娱乐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
决定行为的应对与表现的因素
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中。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如，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相关，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所讨论的是那些一般有起因却无动机的表现性行为，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姣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而只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不受动机理论的任何具体措词的影响。例如，它也适用于单纯的享乐主义；于是，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应对性行为对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有所反应；表现性行为通常有反应，至少只要它仍是表现性的，就不会有所反应。
虽然以上所说都是事实，但有一个似乎有些自我矛盾的概念被引发出了，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概念。比较复杂的人能够设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这也确实是他们唯一要做的根本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如此。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型、自我改进型的成年人中，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仍旧是神经过敏的人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神经病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如同说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合着音乐的节拍，应和着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蹈者能够恣意忘情地跳舞，变成任音乐摆布、任音乐弹奏的被动的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我。从非常真实有用的意义上说，甚至他在旋转、滑行、跳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可以一直很被动。
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由衷的尽兴——能够产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像在岸边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像任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像一位母亲，任孩子吸奶、嬉戏，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但是，能够这样跳舞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受到指导，会自我控制地、有目的地去跳；他们会仔细地听着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一句话，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蹩脚的舞蹈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
能够不受训练就能跳得很好的是优秀的舞蹈者。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风格的自然、无意、不挑剔以及被动，努力不做任何努力。舞蹈者必须为此学会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他一旦摒弃一切欲念，对外表不以为念，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逍遥飘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