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罕见的心理医师，利用揭露的手段作为对患者的一种贬抑术。他们撕掉患者的假面具，使其露出最初的真实面目。这是一种控制战略，一种胜人一筹的本事。它变成一种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种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强大、占优势、高超、甚至飘然欲仙的方法。对于某些自视不高的人，这是一种使他们能够变得敢于与人亲近的办法。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意味着被揭露的东西（畏惧、焦虑、冲突是低级的、不好的、罪恶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曾真正喜爱过无意识而仍然大都把它说成是危险的、罪恶的，必须受到控制。
幸运的是，我认识的多数医师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说，他们关于人的深层内涵知道得越多，他们也越喜爱它们，尊重它们。他们喜爱人性，不会依据某一先已存在的定义或柏拉图的本质作为衡量标准，不会因为人性达不到某一境界便谴责它。他们发现设想人是英勇的、纯洁的、聪明的、有才华的、或杰出的是有可能的，甚至当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罪恶”时也一样。
用另一种方式说，假如一个人更深入地观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灭，那就等于说一个人曾有过一些幻想或期望那些不能实现的或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例如在我的一项性研究中有这样一位被试者，她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因为她根本无法尊敬这样的上帝——她竟会发明一种淫猥的、肮脏的、和令人作呕的制造婴儿的方式。
我又想起中世纪不同僧侣的记述，他们深为自己的动物本性（例如，排粪）和他们宗教追求的不相容所苦。我们的专业经验使我们能对这种不必要的、自己制造的愚蠢置之一笑。
概括来说，肮脏的、罪恶的或野蛮的已被看成是基本的人性，因为它的某些特征已被先验地确定为如此。假如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为肮脏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体也是肮脏的。我曾认识一个人，他每次与妻子性交之后都被内疚和羞耻的痛苦所折磨。他是“语义上的”邪恶，专断定义的邪恶。因此，以一种更接受现实的方式重新定义是一种缩小是和应该之间距离的方法。统一认知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我们的眼前。
整合统一应该成为的意识
最佳条件下的事实即价值。应该成为的已经实现。我已经指出过，这一整合能沿着两个方向之一发生，一是改善实际状况使它更接近思想；另一是让理想按比例下降，让理想能更接近实际存在的事物。我现在在附加另外一个途径——统一的意识，这是一种能在事实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可把它视为此时此刻，同时又把它视为永恒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能在特殊中并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并通过瞬时看到永恒。
用我自己的话说，这是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的一种整合——当沉浸在缺欠领域中时意识到存在领域，或当沉浸在存在领域中时意识到缺失领域。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禅宗道家或神秘文献的任何读者都能理解我所谈论的问题。每一位神秘论者都曾力图描绘具体物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描绘它的永恒、神圣、象征的性质（类似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现在，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了许多实验家（例如，赫胥黎）的这一类描绘，描绘用幻觉药剂进行实验的效果。
这种认识的普通一例就是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在原理上，任何儿童都可能变成任何东西。他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任何东西。假如我们有任何敏感性，我们观察他们时如果能意识到这些潜能并肃然起敬，这一特殊的婴儿可能被认为有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实际上，他此刻确实在现实的意义上也具有这些潜能。他的事实性的一部分正是他体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对于任意一个婴儿来说，任何丰富而又充分的观察都能看到这些潜能和这些可能性。
同样地，对任何女人或男人任何充分的认识都包括他们的神秘性、牧师的可能性，在真实而有限的人类个体中熠熠闪耀出来的神秘物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维护什么，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使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得到什么诗情画意。例如，一个敏感的人看到一位妇女喂宝宝吃奶或烘烤面包，或看到一位男子汉保护他的家庭免遭危难时，怎么可能总是无动于衷？
一位医生若想成为一位优秀而合格的医师，只有对他的患者有统一的认识。他必须能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把他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庄严的人，同时又意识到患者有缺欠的，他是不完善的，他需要接受改善的治疗。患者作为人类一员的这种尊严是需要注意的，无论患者所做出的事情多么可憎，我们都有必要尊重任何一位患者。这是废除死刑运动中所蕴含的那种哲学，包括禁止过度贬抑个人或禁止残酷的和异常的惩罚。
我们要想具有统一的认识，就必须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他的世俗亵渎的一面。看不到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的象征的性质肯定是一种下降，降到具体的、物的水平，这因而是一种局部的盲目。
统一认知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种我曾能够教给某些人的方法。因此，在原理上，它使我们看到，有意地、自愿地整合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读荣格、埃利亚德、坎贝尔或赫胥黎的书而又使我们的意识不受到恒久的影响，不使事实和价值靠拢在一起，这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无须等待高峰体验带来整合？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
寻找做应该做的正当事
我从韦特海默引一段话作为研究事实的向量性质问题的开始：
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多少，这种情境是一个带有空隙、缺口（空位）的系统。可能以任何方式填满缺口。一种填法——十四，就它在整体中的作用看，是和情境相符的，适合缺口的，在此处是这一系统中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它适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外的填法，如十五，就不适合。它不是正确的填法，它是任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破坏了这一缺口在这一结构中所具有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系统”概念，“缺口”概念，不同“填空”、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某一部分缺少点什么），情况也类似。要填满缺口，从曲线的结构看，往往有一些限定条件，某一填补对于结构是适合的、明智的，正确的；其他的则不符合需求。这和内在必要性的老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作为、存在的状况，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愚蠢的、合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情境，或一个带有一个空位的系统，某一填空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个系统或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别可能性，能分辨哪一种填空适合情境，哪一种不适当，哪一种违背了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间房子，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砖递给饥饿的儿童，把香气四溢的面包递给了那个男人。这里我们有两种情境，两个系统。对于填空作用来说，我的分配是盲目的。
接着，韦特海默在脚注中附加说：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改正。这样一种秩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格式塔心理学文献》一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只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仅有数量），而是有向量的（既有数量，又有方向）。在哥尔德斯坦、海德尔、莱温和阿施的著述中甚至能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事实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并不只是仅仅躺在那里。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需要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糟糕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我们总是这样说“情境的逻辑要求……”。
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汉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像某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为了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不断和自身作战、斗争。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换句话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的“应该盲”，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如此一来，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有时我认为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主义是批判和继承了弗洛伊德（他缺乏充分的整体观）和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学说，而不仅仅是背离弗洛伊德的异端。
我始终这样认为，事实的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就这样，他们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来自知识以外的什么地方。
“事实性”创造了“应该性”。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应该由事实创造。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从实质角度来看，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就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例子。大多数青年精神病医师在诊断中总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完全不能肯定那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变态；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仅仅由于他没有怀疑，所以他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
以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相。在这一认知的作用下，他能够不顾他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豫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大学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很简单，也许认为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孩子是软弱的；当孩子自信时会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摸，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也一样进行。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一个人也要靠同样地倾听它的本性和呼声，靠对它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它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它自然发展才能发现如何正确对待世界。
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