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地下经济规模巨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希腊“全民逃税”，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1/3。在希腊，如果病人上私人诊所看病，最好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另外，大多数医生不会给病人开收据，这样就可以逃税了。去年，希腊政府做过一项调查，在雅典一个高收入社区的150名医生中，超过50％的人说自己年收入少于3万欧元，甚至还有30多人居然说年收入少于1万欧元。这样的结果让财政大臣疑惑不解：就凭那么少的收入，你们怎么可能住豪宅、开名车、养游艇，还把子女送往贵族学校念书？希腊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希腊是一个挤满了富有群体的贫穷国家。
政党越多的国家，选举越频繁。在意大利，总理的平均任期是一年，在日本也是“十年九相”。极端多党制国家的这种频繁选举，费用也非常高。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另外希腊民主制度也导致公务员福利最高，因为西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众投票热情不高的情况，很多大选民众投票率都不到一半，因此投票率较高的公务员成了各政党争夺的票仓，因此都向公务员许以各种承诺，公务员待遇过高成了多党制国家的通病。
在希腊公务员不仅有法律保障铁饭碗，他们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公务员的待遇，而不是普通民众，我们很多媒体在说希腊高福利时都引用这个案例，其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希腊，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是英国这一比例的5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更高。因此希腊面临的不是“福利病”，而是“民主病”。
总之，希腊发生债务危机是多方面原因构成的，但这些原因没有一个是因为高福利导致的，因此高福利绝对不是头号因素，其他欧洲国家炒作希腊福利过高，其实是为希腊削减福利创造借口，这如同当年中国“入市”时将中国炒作成发达国家一样，背后都是舆论霸权在作祟。
但削减福利绝对不是上策，相反却是导致希腊经济衰退，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国际经验早就表明，一个国家福利越高，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当一个福利充足的国家，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需求萎缩，因此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其危害程度也没有降低，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灾害性局面，其根本就在于现代国家都健全了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希腊在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经济衰退，其实就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所致。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希腊这些南欧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比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当前希腊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持续衰退，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不是因为福利过高，反而是因为缺乏福利保障而导致的消费低迷。
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GDP的60％上限，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并且瑞典、挪威都有财政盈余。而且北欧很多真正的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因此福利并非关键因素。
福利国家真的效率很低吗？
福利社会不仅效率不低，反且很高，是目前人类创造的效率最高的发展模式，是真正地实现了自由、人权和效率完美统一的发展模式。
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喜欢批判福利社会，他们最常用的理由就是福利社会养懒人，会造成社会低效率，但现实是福利社会并没有造成低效率，反而创造了其他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高效率，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
严格讲，北欧指的是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这些国家长年奉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发展策略，因此被称为“典型的福利国家”。
他们既没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也基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这些国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瑞典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的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
在瑞典，由于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一个人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北欧国家，人们的中产阶级认同非常高，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80％。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中产阶级统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收入进行统计，也就是将中等收入者都归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问卷调查形式，不考虑收入，只考察主观认同。两种方式比较起来，其实第二种更科学，因为有的国家将中产阶级的标准划分得过于宽泛，导致中产阶级人口虚多。
比如印度号称自己是中产阶级大国，但印度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文盲，我们不敢想象，在文盲人口仍然占很大比例的国家，这种中产阶级人口数字有何意义。再比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但是个税免征额提升至3500元之后，我国缴纳个税的人数骤减至约2400万人。尽管缴个税的并不一定就是中产阶级，但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而二者拉开了将近10倍的差距，可见中国的中产阶级数字也是多么的虚，而这些交个税的工薪阶层，恐怕也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
因此按收入统计中产人数意义不大，关键是民众的自我认同，一个人不一定收入很高，但如果自己感觉生活富足，没有巨大的生存压力，就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相反，如果收入相对不错，但毫无生存安全感，那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所以在福利社会，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因此民众的中产阶级认同度都比较高。
重视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
从经济上来看，北欧国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来源于私有经济的无序性，因此北欧各国都普遍强调国家干预，强调国有化和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方式被称为“混合经济”。
从社会层面来看，北欧普遍通过征税实行转移支付，瑞典的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为其收入的31％，而雇主税的税率为33％。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使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财富分配更为均等，福利不再以慈善的形式出现。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抵御了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享受文明人应有的生活标准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这就是北欧特色。
北欧虽然分配均等，但是经济也不差，不仅不差，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这样的成就却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取得的，因为这些国家几乎处于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理应经济最差，但由于措施到位，他们却成了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北欧人均GDP均超5万美元，挪威甚至高达9.5万美元，即使是冰岛，其人均GDP也达5.5万美元，北欧五国中有四国人均GDP高于美国，而剩下的一个芬兰也与美国不相上下。
北欧也是世界上人均跨国公司最多的地区，瑞典诞生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沃尔沃汽车、萨博汽车、爱立信通信、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宜家家居和H&M服装等等。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在经济竞争力上，北欧五国也领先世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2006年至2007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芬兰、瑞典、丹麦囊括第二、三、四名，挪威和冰岛则分别占第12和第14名。在此之前，芬兰曾经连续三年夺冠。
北欧福利国家还是世界上民众幸福感最强的地区。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的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来自北欧的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受调查的155个国家中名列前四，感受幸福的人比例最高。
北欧是世界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在芬兰，在瑞典，无论是与政府官员交流、还是与大学教授座谈，无论是考察跨国企业生产线、还是聆听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创新一词，总是被高频度提起，并成为会议、报告、演讲中的核心内容。
北欧还是世界上“最自由化”的10个或20个经济体之一。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年度经济自由度数据，它由多个指标组成，包括税收、通胀、政府规模、工作自由、贸易自由等等，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指数都很高。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要高。
北欧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国家，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世界各国清廉状况排名，北欧国家其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北欧地区几乎各项指标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可以算是人类的模范世界。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北欧国家仍然祥和安定，人们安居乐业。
北欧国家如果效率很低，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北欧地区所取得如此为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足以说明这一地区有着极高的效率。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北欧虽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其市场经济并没有遭到破坏，也并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情况，民众也主要靠工资生活，因此民众并不会失去工作的动力。
第二，一个社会的进步是由最优秀的人带动的，最优秀的人，他们生活的动力是快乐和兴趣，而不是因为贫困。比如那些大企业家，他们家财万贯，但他们仍然相当的勤奋，另外伟大的科学家也必须有财富作为保障，也就是需要“被养起来”，才能创造出东西，如果整天为吃饭奔波是不可能有伟大的成就的，这就是福利社会的好处。福利社会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样就有利于人们发挥自己的潜能。一个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至于社会上有多少懒惰的人，根本无关紧要，而且北欧人也不懒，这在后面的章节中有详细阐述。
第三，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贫富分化，而福利社会国家贫富差距比较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需求。
第四，福利社会可以避免经济周期。经济是存在周期的，经济周期对社会存在巨大的破坏作用，福利社会，在经济危机期间，社会需求并不会大幅度减小，因此不会大幅遭遇经济周期的破坏。
第五，福利国家政府都比较廉政。美国兰德公司有关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政府廉洁自律总排名”中，芬兰、丹麦名列第一、二名。其中芬兰在近10年内有7年位居榜首，丹麦有7年位居前三，瑞典和冰岛均位列前十。北欧国家高级官员多数比较清廉。政府丑闻并不多见。
第六，北欧地区都奉行大政府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应对全球化时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扩大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有群体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然而在北欧，国家利用高税收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局面，这是今天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应该看到这一现实。
可惜的是，由于中国青少年接受的都是英语教育，留学都是去欧美等英语国家，以至于中国至今对北欧模式缺乏研究，有研究也只是皮毛性的了解，而非真正探讨其成功的背后因素，以至于我们整天听到的都是对北欧的污蔑和诅咒。
北欧模式和美国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已经分出高下，中国应该向哪个学习，应该心里有数了。
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可行吗？
富人不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慈善捐款主要来自中产阶级，那些吹捧富人，鼓吹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的说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现在中国有一种思潮就是“公民社会”思潮，很多人并不知道公民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会望文生义地将之理解为促进民主化，或是加强公民权利等，其实这都不是公民社会的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直接用民主社会好了，为什么还要创造出公民社会这样一个词呢！其实公民社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小政府”，即用社会团体来分散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缩减到最小，具体到社会福利方面，就是用富人的慈善机构取代政府的福利，其实这就是“社会福利慈善化”。
“小政府”与我们所提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相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相对来说是大政府，而主张“小政府”的“公民社会”运行的结果必然是“打着公民的幌子坑害公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越来越小，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替代不了政府，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才对，在没有政府管理的领域必然是“大欺小”、“强欺弱”的丛林社会。而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必须是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