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更为现实的问题是，2001年年底，中国平安集团分业重组已获国务院和保监会批准，成立金融控股集团为时不远。中国平安将通过集团公司，控股设立平安人寿、平安财险、平安海外控股公司及平安信托，以股权为纽带管理这些独立法人子公司。
招商局认为，中国平安集团化运作后，招商局作为股东需要出资，然而换取的是对产寿险公司的直接控股地位“沦为”间接控股地位，对中国平安的控制力将进一步受到影响。
具体说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将拥有的是中国平安集团的控股权，而不再直接拥有平安人寿、平安财险的股权。招商局认为，其对产寿险公司的资本和股权变化、重大的投资和经营决策、公司的发展计划、公司章程的制订和修改、利润分配和弥补亏损等重大事项可能丧失表决权。
虽然中国平安是招商局在保险业一手创出的品牌，但据秦晓说，招商局高层无人反对退出动议。“我们能主导它，它就是我们的主业，不能主导它，它就不是我们的主业。”秦晓认为，话语权不够大，是招商局作出卖出中国平安股权决策的依据。
此外，当时国家政策不允许金融控股公司上市，招商局通过与投资者接触发现，控股公司股权对投资者吸引力不大，一旦中国平安“集团化”，股权出售将更困难。
出售中国平安，时不我待。
断臂自救
以此后中国平安一位高层的话来讲，招商局出售中国平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产业资本无法满足金融资本壮大过程中源源不断的资金需求。
这一因素在2001—2002年的招商局身上更是被放大。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招商局的发展为螺旋式上升，那么秦晓上任之初，招商局则正处于棘手的谷底。
1992年袁庚离任时，招商局的资产已从1978年的1.3亿港元膨胀至200亿港元。这让世人坚信，招商局的“第二次辉煌”已到来。随后，招商局跃入投资快车道——从油轮运输到房地产开发，从有色金属到证券投资、制药、商业贸易甚至广告业——到1997年，招商局下属各种控股企业已超过200家，资产超过500亿港元，横跨数十个领域。
无所不包的“大跃进”，终究要付出代价。1996年，招商局开始出现不良资产淤积、债台高筑、支付困难的情况，甚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信贷危机——集团的整体有息负债率最高时达到60%以上。以核心上市公司招商港务为例，因投资扩张，其负债率从上市时的约40%攀至60%左右。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对招商局的困境火上浇油。时任招商局集团总裁的傅育宁2005年回忆起此段经历时，曾向媒体感慨：“银行逼你还钱，但钱都用在企业里了，哪还有钱还呢？”
那是招商局最难受的一段生死考验，傅育宁坦言。
没有资金，只能断臂求生。1999年的头8个月，招商局集团通过出售资产套现30亿元，向中资银行贷款27亿元以及上半年收入10亿元，合计67亿元全数用来偿还银行贷款。但这也只能使其净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70%降至48%。
雪上加霜的是，同年9月，由于市场情况不利，招商局集团决定暂时搁置发行总值1亿~1.25亿美元的5年期可换股债券。
至2000年，招商局集团总债务（有息债务）高达235.6亿港元，净利润仅0.44亿港元，不良资产达50亿港元，经常性现金流量仍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
捉襟见肘的财务数据拷问之下，市场留给前招商局掌舵人秦晓思考的时间已不多。在此期间，招商局开始考虑出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从时间上看，出手友联银行和中国平安的时间非常临近。
路透社2002年2月23日的报道显示，中国工商银行正在与招商局集团谈判收购事宜。随后的4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宣布以每股7.52港元收购招商局手中53.23%的友联银行股份，涉资18.04亿港元。
友联银行为招商局于1986年6月在香港收购，这曾使招商局成为第一家收购上市公司的香港中资企业。
另一个出售对象是中国平安。但为什么是它？
这要回到中国平安本身来看。实际上2001年，招商局金融集团出具的研究报告就曾称，招商局已对中国平安失去控制力，继续持有将有巨大风险，建议集团选择适当时机果断退出。
从财务上看，风险主要来自寿险业务的利差损。
1998年以前，中国平安出售了部分约定利率为7.5%~9%的固定利息回报寿险保单。但受国内保险公司投资渠道狭窄和中国人民银行7次降息的影响，2002年中国平安的实际投资收益远未达到保单约定的回报，形成了利差损。
当时招商局算了一笔账，截至2000年，平安寿险保单现金价值为419亿元，若以7.5%的投资收益水平计，预计利差损达150亿元。而中国平安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为6%左右，根据其测算结果，实际投资收益水平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最终多形成100亿元的利差损，因此预计这一资金黑洞远不止150亿元。
秦晓到招商局后对中国平安有两个想法：要么进一步买入，要么尽数卖出。“维持现状也可以，但不是上策。”起初，秦晓试图买入，他与第一大股东背后的深圳市政府接触，但发现成本太高，增持无望。
“我不是嫌平安保险干得不好，它干得挺好的，但如果我来干的话，我就要把它纳入我的战略规划中。”秦晓此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现在是他在‘玩’，我作为朋友可以给他出建议，但我不需要跟着他凑热闹，人家不是说离开我就‘玩’不转了。我可以把我的钱拿到我可以‘玩’的地方去，比如收购港口。”
2002年1月，招商局金融集团在呈报招商局集团“关于出售平安保险16.934%股份的紧急请示”中作出结论：“根据集团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以及外部的市场情况，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作出战略退出，以17.5亿港元出售平安保险16.934%股份是个好时机。”
与急迫地出手友联银行股份以偿还债务不同，招商局出售中国平安是一项主动的战略调整。
买家是谁？
秦晓事后回忆，对于招商局退出中国平安的动议，马明哲起初力图劝说留下。秦晓坦诚相告：“第一，我们不能主导这个企业，不能纳入我统一的规划中去；第二，增持成本太高。”他希望马明哲能协助招商局完成此次股权转让。
存放于招商局档案馆的一份2002年7月1日的《大公报》简单记录了这一消息：“集团出售平安保险股权工作全部完成。集团将所持平安保险的13.544%股权悉数售出，共收回现金14.84亿元人民币。”
招商局金融集团的一份解密材料也披露，2000年年末中国平安每股净资产为2.58元人民币，以17.5亿港币现金价格出售这笔股权（近4年招商局还获得中国平安现金分红约1.5亿元人民币），每股售价为4.655港币，折4.934元人民币，是净资产的1.8倍。
这部分股份卖给了谁？这是市场的另一个关注点。
对于神秘的受让方，市场曾众说纷纭。答案最终在中国平安A股上市时揭晓。2007年，中国平安A股的招股书对此次转让的介绍虽然寥寥数语，但提供了一丝探查的线索。股份转让与股东更名情况显示，3.76亿股中国平安股权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转出，受让方为三家公司——宝华投资有限公司1.42亿股、源信行投资有限公司1.9亿股、上海银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440万股。
这次交易在保监会2002年6月19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保监变审［2002］52号）中亦有交代。批复显示，转让完成后，宝华投资、源信行和上海银峰分别持有中国平安7.41%、8.56%、2%的股份。
事后，一位接近中国平安高管的人士私下透露，当时招商局出让的接近14%股份，确实很大一部分被郑裕彤买入。咎于内地监管层对外资入股保险公司上限的限制，郑裕彤只能通过注册多家内地公司曲线持有。“这也是当时政策所逼的无奈之举。”这位人士说，早在1999年年底，郑裕彤就曾走访过中国平安。
无论买家是谁，沽出中国平安都令招商局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笔股权是以出资额的14倍价格出售的。
主动出售中国平安，共为招商局创造资本性溢利6.64亿元人民币，提供现金流入15.37亿元人民币，为招商局集团消化不良资产、降低负债总额等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直接反映在了招商局2003年的财务数据上。2003年，招商局集团总债务降到151.9亿港元，比2000年年底的250.5亿港币下降了近100亿港币，集团债务率从2000年的54%降至36.1%；集团总部经营性现金流至2002年实现了收支平衡，2003年融资前现金流入在偿还了近30亿港币债务本金后还有能力进行部分新的投资。
招商局集团金融平台仍需布下一颗保险业棋子——这一点秦晓心中明了。
售出中国平安后不久，流淌着百年保险血脉的招商局，再次落子保险业。不过这次方式略有不同。2002年8月，招商局通过集团下属子公司与外资股东组建合资寿险公司——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依托招商银行进行保险电话行销，秦晓实现了“绝对控制论”下搭建跨业金融平台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