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五章武功的背后是什么 (2)
前面说到汉武帝为了避免儿子受太后管制，逼死钩弋夫人，这自然有他初登基时，窦太后管制他的阴影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对一个朝代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窦太后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女政治家，但是窦太后之后还会有第二个窦太后吗？所以说汉武帝逼死钩弋夫人从人性上来说，残忍了点，但是从延续统治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他这种思想对昭帝的保护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他这种清醒的政治意识，难道不是保证他一生武功赫赫的重要原因吗？
中央集权，在东汉中后期的皇帝手里，已经完全走向了反面，皇帝的权力被架空。这种情形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是历史何其相似，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汉初不是一样存在吗？而这也恰恰是汉武帝当初决定实行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对东汉因外戚和宦官而没落的情况，唯有引用贾谊的话来感叹一下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内无忧患，方有武功
《三国演义》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罗贯中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当然如果纵观中国历史，这点规律确实很容易佐证。从战国到秦，再从秦到汉，从汉到三国，可以说都体现了这点。
战国纷争，秦始皇灭六国而称始皇帝，武功也颇盛，可是为什么转眼之间就被农民起义给推翻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内兴攻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阊左之戍”，从这句话中看出赋税税率竟然高达50％。不但赋税重，徭役也很重，据历史记载全国有一半的人要服劳役。这样人民当然不愿意，但是秦始皇并没有罢手，反而为了确保赋税收入及劳役到位，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史记？陈涉世家》里陈胜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只是因为迟到几天，就要被处以极刑。所以总体而言，很高的赋税、繁重的徭役、严酷的刑罚，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男子力耕，不足粮镶；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强大的秦王朝很快便陷入衰落的困境，土崩瓦解了。
秦之后是汉，西汉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休养生息，国力迅速恢复。经过文景，到了武帝达到最盛。武帝开疆僻壤，使汉朝疆域达到最大。然后就是昭宣中兴，之后是西汉灭亡、王莽新朝。这期间虽然打打闹闹，但都不算分合之事，只是由盛转衰的过程。
观察成帝之后的西汉，一言以蔽之，外戚权臣的胡作非为是西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成帝淫乐，朝政大权由外戚太后王氏一家掌握。当时王氏国舅五人同日封侯，老大王凤官居大司马大将军，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也是从这时开始到朝廷并逐渐跻身统治阶级上层。成帝在位期间，不纳忠言，专听奸佞，结果导致朝政腐败，民怨载道，饿死于道者数以百万计。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
等哀帝即位时，王莽任大司马录尚书事，从此取得最高行政实权。至哀帝末年，王莽更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汉哀帝死后无子，皇位便由汉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刘衎继承，此即汉平帝。汉平帝刘衎继位时年仅9岁，只是个傀儡皇帝，一切朝政大权均由外戚大司马王莽控制。西汉王朝名存实亡。
王莽新朝的时候，由于其改革不得法，搞得举国慌乱，几尽全民皆兵，割据各地的诸侯几乎都拥兵好几万以上。这是由合到分的一个小阶段。
“昆阳之战”之后，刘秀称帝，这又是由分到合了。刘秀是个好皇帝，他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将东汉治理得很好，史称“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执政之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他集权于尚书台，简化机构，裁减冗员，提倡儒学，表彰气节，注意民生，与民休息。这些政策和措施，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东汉逐渐走向强盛。不过历史总是很残酷，光武帝之后，东汉渐渐没落，处于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的境地。
纵观历史，国家内务解决不好，要想达到武功强盛的局面几乎不可能。西汉武帝武功强盛，除了仰仗他个人的雄才大略和周围的人才云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文景之治的积累。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雄厚的积累，汉武帝是没有办法去南征北战，开疆僻壤的。而这些积累中最最重要的又是经济基础。西汉在文景之治有多么有钱？据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国库中串钱的绳子都已经朽烂，因此根本无法清点铜钱数目。
这样一个繁荣的局面，也正好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准备了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汉武帝在文景二帝的基础上，才能走得更远。真正使西汉王朝由富国，向强国、大国转变，真正使得一个朝代，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绝响。所以说，经济才是一切的基础。
怎么搞好经济，如果只忙于内战，能搞经济吗？如果政策不好能搞经济吗？等等，要搞好经济，需要一个适合发展经济的良好氛围，即内政。“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国必不亡”，这可以说是至理，内无忧患，方有武功。汉武帝是值得称道的，那些提供经济支持的人更让人赞叹。
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较量
说起汉朝武功，其中重要的一节，就是汉匈的较量。这种较量是汉军队和匈奴军队的较量，是汉皇帝和匈奴单于的较量。不过本质上说，这种较量其实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较量。整个汉朝历史可以看做是，两种民族之间的较量与融合。
不管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蛮荒中走出来的，他们进入文明社会时，开始分化。占据了有利地理条件的民族必然先进入农耕社会，而那些演进缓慢的民族则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前者在优越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而后者则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苦苦支撑。
正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源的区别导致的生活水平差距，使得这两个民族为了保护和争夺资源时必然会发生冲突。比较而言，农耕民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占据了优势资源，人口增长快，而游牧民族的人口增长则较慢。
基于这种差别，游牧民族自然要想方设法抢夺地盘，掠夺资源。于是我们知道从秦开始到汉，匈奴都在骚扰秦汉边境，以期待占领地盘，分享劳动成果和文明。于是，矛盾冲突就有了。当然这种冲突也无可厚非，因为在那个时代，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哪一个民族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唯一不同的是，方式的文明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匈奴人要对汉族实行野蛮、残酷的屠杀，而汉族人却采取怀柔政策。
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历史上一直存在。很多优秀的文明，被落后文明所淘汰。很多农耕民族最后被游牧民族消灭掉了。农耕民族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远胜于游牧民族，为什么却总是被游牧民族所征服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大部分人认为农耕民族的人不善战，比较喜欢安逸。
不过很显然，汉朝打破了这个规律。以汉对匈奴的战争为例，作为农耕文明的汉朝在经受了游牧民族匈奴的侵扰之后，奋起反抗，并将之一直驱逐到灭亡。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两个民族的发展态势最终决定哪个民族最终会获胜。
战国的时候，农耕民族实际上发展是走下坡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匈奴对其侵扰。但是当秦灭六国之，秦始皇遣将军蒙恬率军北击匈奴之后，建立长城，匈奴就不敢再像之前那么嚣张了。从战国到秦一统六国，这实际上是农耕民族的一个发展上升期，尽管这个上升期很短暂。一般的，当游牧民族遇到处于上升期的农耕民族的时候，往往是俯首称臣的。只有当逐耕民族渐渐衰败，这个时候游牧民族觉得有利可图，才会入侵来获得自己所无法制造的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
秦亡，汉立，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国家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农业文明势必会为此而呈现出衰落的状态。这个时候游牧民族就会对农业文明社会进行掠夺，夺去财富、人口和牲畜，企图乘虚而入，实行征服。所以汉初匈奴又开始甚嚣尘上，不得已汉朝以和亲来缓和这种矛盾。这算是处于衰败期的农耕文明遇到了上升期的游牧文明。
西汉经过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之后，“文景之治”时期是农耕文明的上升期。同时代的匈奴是冒顿单于，这个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所以在他的带领下，匈奴实际上也处于上升期，而且处于顶峰。这样的两个同属文明上升期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较量，可谓势均力敌。
汉武帝的时候，匈奴是伊稚邪单于，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时候战争的规模和损失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细节决定成败，那么战略战术以及其他因素就成了决定战争胜利最后的条件。
《孙膑兵法》说“国不富不可以为战”，西汉的富庶是匈奴没有办法比的。这是汉匈较量，汉朝的优势一。庞大的人口基数，这是汉朝的优势二，顿则迁徙十万人，匈奴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仅仅这两条，就注定了，匈奴必然要败退。当然游牧民族对付农耕民族也有优势，那就是机动灵活，但这点优势，在汉朝雄厚的国力之下，渐渐也消失殆尽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比如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实际能力以及民族精神。汉朝的初始阶段，国力是非常弱的，在对匈奴的关系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正是由于君主的励精图治，后来由弱变强。在国力强盛时对匈奴实施连续不断的打击，最终迫使匈奴西迁，保证了汉民族的安全，使伟大的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民族精神也是一个方面，汉武帝的尚武，几乎影响了整个国家，所以汉朝军队在跟匈奴较量的时候获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