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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童年的糖是甜的(2)

一天晚上,一条狼跑进了我们家的猪圈,猪大叫,我爸爸冲进猪圈赶走了狼,猪的嘴被狼咬掉了一块肉,猪吓得全身直打哆嗦,紧紧地靠着墙。爸爸赶走了狼,我拿着煤油灯去给爸爸照亮,看看猪的伤口。从这件事后,我好像和这头猪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战斗中,我们和猪是一条战线的。过年了,这头猪被杀了,我们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在煮好的猪头上缺了一块儿肉,妈妈说这就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一块儿,这是我记忆最深的。

又过了一年,我们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反标,大队书记把所有识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要破案,昼夜不能回家,关了许多天,也不在地里干活儿了,写反标的反革命案也没有结果。最后,大队书记决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我爸爸突然跑回家,跟我妈妈说,投票结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诉我妈妈,第一,反标不是他写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他申冤;第二,一定要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在睡梦中我被爸爸妈妈叫醒了,爸爸又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他有可能成为反革命了。他说我是一个男孩儿,一定要像男子汉一样,要帮助妈妈和妹妹一起活下去,无论到任何时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复强调反标不是他写的,要为他申冤。当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钻进了我们的猪圈更恐怖。也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发现我长大了,我身上有许多的责任,要保护我的妈妈和妹妹。最后我们村子的反标案件破案了,是耕读学校的一位老师写的。这位老师曾给我上过课。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位老师被五花大绑、游行批斗。他旁边总有两个持枪的民兵,我见到后很害怕,我怕民兵用枪把这位老师打死在我面前。

六妈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了。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的食物,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惯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中,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救济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没有领到的原因后,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

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所以政策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领到了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我大了以后,才看到有则典故“嗟来之食”,说的是春秋时齐国发生了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嗟,来食!”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到这地步的。终于不食而死。父亲一定早就知道有这则典故。中国古代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骨气,真是让人佩服。

我们村子这一带,把婶子叫妈,把叔叔叫爸爸。妈叫妈妈,爸爸叫大大。六妈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到我们家的,嫁给了我的六爸。据妈妈说,六妈刚改嫁到我们家时,她和爸爸也刚回到农村,六妈长得特别地漂亮。六妈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在我们村子里死小孩是经常的事。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礼。克礼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我去问六妈,***被打倒了,他还有饭吃吗?六妈说,孩子别担心,毛主席是好人,不会让***饿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面条。我小时候总在想,***比我们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面条可比红薯干好吃多了。

我们家进城后,我也出来上学了。六妈在我们家住了几年,说城里住着不习惯,又回乡下去了。我好多年在外上学,后来给城里人盖房子,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几年回到村子去,六妈请我到她家去吃馓饭,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食物。和六妈在一起吃馓饭时,我真有点不习惯,没有桌子,没有盘子,只有一只大碗和一双筷子。六妈住的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房里的大方桌和花瓶也没有变化,但总感到房子小多了,没有小时候大。六妈问我,在北京城里能不能吃饱,吃的饭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了。六妈说,你小时候长得很胖,也很漂亮,现在瘦成这样了,以后要注意身体,多吃饭。我说,好!六妈,放心吧。

后来,六妈的女儿,我的姐姐到北京来,住在我家。她说六妈去世了。我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姐姐说,六妈不让。临终前她说,活着的时候,太给他们添麻烦了,死的事,千万不要再麻烦他了。听姐姐讲到这里,我流泪了。

疙瘩娃

小的时候只知道这个妇女的名字叫“疙瘩娃”(我们老家的习惯是把那些个子永远也长不高的人叫“疙瘩”)。“疙瘩娃”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她出生在甘肃省秦安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很小的时候,父母都被饿死了,只有她和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哥哥下地干活的时候,她就在地里拣野菜。有一天拣野菜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手里拿着菜团的陌生人,陌生人对她说:你要是跟我走的话,我可以天天让你吃上净面的馍。于是这个小女孩就跟着陌生人走了,从陇海线的渭水峪车站坐车,坐到了伯阳火车站。那是一个很小的车站,陌生人就把“疙瘩娃”卖给了伯阳的一户人家,得到了一块馍和一小块面饼之后就走了。“疙瘩娃”跟着这户人家并没有吃上净面的馍,每天吃的都是糠和野菜。过了没多久,伯阳这家人也不要她了,就把她送到了我们的邻村华南埠,但她的境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每天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晚上甚至不能在房间里睡觉,而是睡在柴堆里,身上盖着柴就当被褥了。后来我们村子有一个妇女去华南埠串亲戚时看到了她,就对那家人说:这孩子,你们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就带走吧。就这样,“疙瘩娃”就到了我们村子里了。长大之后又与我们村子另外一个从外地逃难来的小伙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虽然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疙瘩娃”并没有过得更幸福。“疙瘩娃”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有一天,爸爸正带着还很小的我们一起吃西北传统的早饭——馓饭,突然听有人喊:有人跳井了。爸爸马上带着一根绳,叫了三个小伙子从井里把这个跳井的人捞了上来,才发现这个跳井的人就是“疙瘩娃”。

很多年后有天中午,我跟妈妈聊起这事的时候,我问,是不是这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得了“产后抑郁症”?妈妈说不是,在那年代,可能“疙瘩娃”确实是没有活路了,没法活了,所以想跳井自杀。就这样,从爸爸和另外几个村的叔叔从井里面救了“疙瘩娃”一命开始“,疙瘩娃”跟我们家就结下了很深的关系。

之后饥荒结束的那一年,“疙瘩娃”带着一张信纸、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找到我妈,说想找找她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在哪里,想让妈妈帮她写一封信。

在第三封信发出去之后,终于有了消息,她的哥哥找到了她。尽管分别了好多年,但她一看到她哥哥就认了出来,哥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妹妹,也非常高兴。当时哥哥劝“疙瘩娃”:你已经结婚了,成家了,也有孩子了,就好好地过,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就回到秦安来,回到自己的娘家。但当时的“疙瘩娃”非常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疙瘩娃”的丈夫怕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劝她不要回去。“疙瘩娃”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我还没有找到,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也不会离开你的。于是第二年刚过完年,正月里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坐火车顺着陇海线西行到了渭水峪车站,下了车站,就一路打听着回到了自己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