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潘石屹:我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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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要有情义(1)

下面这些人,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或可爱,或严肃,或犀利,或幽默,都是些很棒的人,都是有许多故事和丰富感情的朋友。作为朋友,我很难完全地概括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小故事、小片段,给他们来一次素描,从一些侧面来粗线条地了解下他们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总要有未来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

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经历,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人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恢复高考,包产到户,让中国人都吃上饱饭,隔上一两年就出现一个大事件。这就是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当时经商做企业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什么榜样或偶像。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个人聚在一起创立公司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目的。像王功权和冯仑这两个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冯仑的衣服天天穿,从来不换,王功权更是这样。他们心目中伟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推动社会,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救国,他们更多的是提出这样的思想。他们也相信在政治背后有一个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那个时候的氛围说靠经商、靠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社会上有人去干,可是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但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那件事。这件事让一直朝着这条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突然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于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才20多岁,也迷茫了一阵子,并没有直接转到发展经济这上面,而是想着可以给别人打个工,能够养家糊口,以后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孩子上个好的学校……这就是那个时候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梦想。至于成为中国企业家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更多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转到思想文化上去。他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较接近,没准能找到出路,于是不少人开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谈佛论道,讲儒演易。但几经折腾,发现并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毕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些东西太过时了。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移到经商上来。现在创办公司,可以参照的制度有很多,政府给你规定了各种制度,像劳动用工制度,跟员工要签劳动合同,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员工承担什么责任;像财务制度,钱怎么花的,利润有多少,交多少税,等等。但在那个年代,连公司法都没有。在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办公司,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方向,做事也比较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怎么办。有段时间天天就吃大排档,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聊了几次,觉得有点方向感。有一次我对冯仑说,不能聊完了就没了,得写下来,冯仑很随和,说什么都答应,但是没有具体做。于是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冯仑建议六个人一人写一段,谁擅长写什么东西谁来写。当时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空调也没有,大热的天,谁能静得下来写?没有人写!

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闲着的时候,我跟王功权说了一下,王功权激情澎湃,说必须写,不能一人一段写,布置下去没有人写。最后决定我们聚在一起聊,聊的时候别吃饭,在办公室里聊,边聊边记。当时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一会儿灯亮了,一会儿灯灭了,最后点着蜡烛,一边聊一边写。写完以后改,改完以后我记得又搞了一两个月时间,最后说定稿了,就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要我发表意见。我看了看,除了后面写得有点啰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权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激情澎湃,先提出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家庭创造财富来孝敬父母、养育后代,把这些都提出来了;冯仑写了一段在当时如何经商;后面还写了一些制度、我们做人的原则等。其实我们现在看有些提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在当时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则是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路。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挚友易小迪

在创业初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阳光100的易小迪。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世界观都比较一致,遇到问题,无论是情感上面,还是创业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他可能从心里面把我作为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也是这样看他的。

易小迪这个人,正派——这是我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低调——几十亿的身家,生活极其简单,住的房子也不大,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认识易小迪是1989年9月的事,当时我们都在海南岛。易小迪在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也快解散了。

有一天,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群人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易小迪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把公司的情况一点一点汇报,汇报到12点半,他们才离去。这是我第一次见易小迪,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了他。一聊天,我才知道他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利用实习时间从北京跑到海南岛来实习。易小迪跟我说,那天中午他们没有地方吃饭了,说去找潘石屹,来的时候就11点多了,结果我只汇报工作不提吃饭,他们只好去另一家公司“检查工作”,终于蹭上了一顿饭。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彻底黄了,人也都散伙了。

他现在在做印刷方面的小本生意,这次来是想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业务。海南的天气热,我记得当时他穿着个背心、牛仔裤和大拖鞋,戴个眼镜,晒得黑黑的,就像农村的大学生。我说行,有印信封信纸的活,我找你印。从那之后,我们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1989年年末,我还留在海南岛。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年代,内地人大部分都从海南岛回到内地了,留下的人很少,商业机会就更少了。易小迪性格很随和,所以在他身边总是聚着好多的朋友。他的印刷厂里总是朋友不断,各种各样的朋友都待在那里。吃饭时,大家就在印刷厂门口,用砖头支起一个锅,煮一锅米饭,大家边吃边聊,印刷厂成了那个无聊年代唯一“有聊”的地方。

那时我们生活都特别节俭,我到他的印刷厂去,他请我吃饭,一般我们点上一个菜,来上两碗米饭,放上辣椒就可以了。他从五指山大厦跑到我这边来,我就请他吃饭,有时一人一碗河粉就行。有一次我提议说吃面条,他说行,我说咱们点个菜吧,他说吃米饭就点个菜,吃面条就不点菜了,一人吃一碗面条就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易小迪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五指山大厦对面印刷厂的外墙上。他们还给我封了一个头衔——“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开始一本本读佛经,读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于是我们就读南怀瑾解读的佛经,读完以后我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多了一些。实际上这个佛经是一个引子,通过谈佛经就把人的价值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谈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朋友很难得,如果没有这个朋友,自己探索是非常孤独的,可能很快就放弃了,如果动不动找个师父就比较江湖了。如果两个好朋友,没有任何功利地去探讨,结果就全然不同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整个思想的成长,我庆幸走过这样一段路,有这么一位朋友相伴。虽然我悟性不够,没有长进,但是从此我的性格变平和了一些。

当时我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在那一带,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海南岛把当地的小流氓都叫“烂仔”。一次有一群“烂仔”拦住了我,不让我过去,说这路是他们修的,让我付钱才能过去。这群“烂仔”的头儿是一个个子很小、晒得很黑的小伙子。据说他在当地非常出名,当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砍柴的刀。我心里知道,他们不敢砍我,所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一直往前走,后来,这群“烂仔”看我没有理他们,骂了一顿也就走开了。走过去以后,我很郁闷,找到易小迪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易小迪对我说,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在易小迪的指点下,我去了秀英派出所,并认识了一位姓符的民警,我告诉符民警说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请他们给予帮助,之后符民警也成了我的朋友。

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出门一看,果然是。于是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这位姓符的民警在一起,一群小偷偷走了我们许多的塑料布,我们知道后,就一直追,追了差不多十几里路,终于抓住了一个小偷,符民警用手铐把小偷铐到窗户的铁栏杆上,铐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跟这位民警说:“放了他吧,要不他没办法上厕所了。”

我回到海口后,把这事又告诉了易小迪,这次易小迪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只是淡淡地对我说:“我们一起念念佛经吧!”

想起来,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我。

记得1994年,阳光100在南宁拆迁一个糖果厂,许多退了休的老职工对这个工厂很有感情,不满意拆迁的情况,他们组织到一起,包围了阳光100的公司及商场。当时,易小迪打电话希望我去南宁帮助他,我马上坐飞机赶到了南宁,发现易小迪居然赶到机场来接我,我对他说:“你忙得焦头烂额,何必来接我呢?”我虽然赶到南宁,却没有帮上他任何的忙,只是默默陪在他身边。通过谈判,事态平息了,我劝他还是回到北京来开发房地产,他同意了。

回到北京后,阳光100做得很成功。同时,他在全国的12个城市开发房地产也很成功。回想起来,从80年代开始,有多少商人起起浮浮,但阳光100在易小迪的带领下稳步地发展起来了。有什么秘诀吗?有一次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易小迪引用的两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易小迪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我们在海南研究佛经的时候,每天几点睡觉,几点打坐,几点起床,非常有规律。现在,易小迪虽然成了大老板了,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简朴。他经常出差,但坐飞机从来只坐经济舱,不坐公务舱和头等舱,他的心境一直是那样平静。

人生难免有沉浮起落,该如何面对这些起伏呢?我想起来一个圣人说过的话:“Begenerous in prosperity and thank fulin adversity.”

悍然王功权

王功权是个性情中人,很真诚,情感非常地饱满。他身上有一股热情,说个什么事情,绘声绘色、头头是道。他的表达,不是为了说个东西而说东西,而是掏心掏肺的,无论是革命也好,谈女朋友也好,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跟王功权在一起,很容易被感染。有一段时间,王功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不能简单地用江湖义气来形容,他有一定的境界,很有追求。我们六个人成立公司时,实际上是王功权出的力更多一些。一开始还有另外几个筹备的人,后来因为观点不合退出了。他们琢磨开公司的时候,王启富跟我比较熟,他说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定要让老潘过来。我那时候才20多岁,特别瘦,满脸皱褶,头发也长,都可以拽到嘴里了,外人很难看出我的真实年龄。海南岛的人以为我50多岁,他们说老潘你50多岁了,保养得还是不错的,你们北方人就是会保养。

于是,冯仑和王功权先找了我一次,说我们做了一个公司,合伙人都是几个好朋友,得把你请过去。其实当时我的状况非常好,在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当部门经理,收入很稳定,有房子,有车子,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说我想想,然后到他们成立公司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觉得乱糟糟的。当时我跟易小迪很熟悉了,他们就动员他请我过去,说我们六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出钱多少,我们六个人地位是平等的。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